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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钓鱼岛与中日关系
日期: 2016-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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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堃[1]

琉球问题和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史上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术界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研究,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与限制。在新的世纪,要让历史还复本来面目,使国民了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全过程,了解中日两国领土争端的产生及其发展现状,客观地评价争议双方的立场以及依据,对21世纪的中日关系乃至亚太地区和平都有着重要意义。鞠德源先生所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的问世,为上述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他对中日关系史上位属关键且争议最大问题的严肃论述,是继吴天颖先生有关著作之后中国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琉球与钓鱼岛问题的缘起与现状,可以说是历史与现实的中日关系中所有矛盾冲突的起始和延续的缩影。在近代历史上,日本侵略中国是从实现对琉球的吞并及侵占朝鲜开始的。在日本朝野中引起争论的“大陆政策”及“南下战略”是当时日本扩张的两个战略,而吞并琉球正是日本实施其“南下战略”的起始点。中日关系的历史性逆转就是自此开始。日本的扩张政策导致了中日两国两次大规模的战争。而钓鱼岛归属则是当前中日关系中的重要主权之争。对钓鱼岛的觊觎是日本有可能重新踏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起点。

琉球为日本所吞并占领,是日本实行扩张性国家战略的历史性恶果,也是近代中国被迫吞下的一个苦果。从侵略琉球开始,日本逐步走上了与世界民主和和平为敌的危险道路,最终成为发动世界大战的元凶。对中国而言,琉球被日本吞并,使得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业已有效存在几个世纪的宗藩关系开始失去其原有的意义。自此晚清开始了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时隔13年后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台湾等领土主权的丧失,以及20世纪中日之间再次爆发的长达8年的全面战争,可以说都导源于这次“球案”的结局。

钓鱼岛问题是历史形成的,但它对现实的中日关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的制约作用。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占领,和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所持的强硬立场,使钓鱼岛问题日益复杂化,成为中日两国之间最为重要的主权争端,也是我国海上安全环境中面临的三大热点之一。

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并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琉球问题与钓鱼岛问题有着不同的属性。前者属于历史问题,其发展的现实状况是该地成为战后美国在远东的战略支撑点,在中国当面海域出现了一个针对我国进行海上封锁的战略性军事基地。而钓鱼岛问题则既是历史遗留问题,又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它从一个局部反映出日本国与日本之间的领土主权之争,其核心是对海洋经济利益和海上安全利益的争夺。

如果说19世纪末日本吞并琉球是为了打开通向东亚大陆以及台湾的战略通道,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国家战略目标,那么今天的钓鱼岛则是日本争夺海洋权益,并力图通过海洋抢占21世纪战略制高点的重要支点。在世界性海洋权益中,海域比资源重要,岛屿又比海域重要。控制了岛屿就可以长期控制其附近海域,控制了海域就可以控制海洋资源。钓鱼岛问题是我国与日本之间的领土主权之争,其核心是对海洋经济利益和海上安全利益的争夺。钓鱼岛诸岛及其周边海域不仅有丰富的海洋石油等战略资源,而且其岛屿本身有着重要的军事价值。该岛地处东海南部海域的中央位置,我如控制该岛并在该岛建立观察设施,则其监控范围可基本覆盖琉球群岛南部诸海峡水道,有效扩大我海上军事防御范围。因此,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利益。如果我失去钓鱼岛,必将失去其周围的大片海域及其海洋资源,同时对我海上方向的安全将产生重大威胁。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它不仅关系到中日关系的发展,而且还涉及亚太地区战略格局发展的大局。作为20世纪的政治遗产,二战之后形成的美日防务合作关系在世纪之交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钓鱼岛可能成为美、日对我进行军事干涉,监视、限制我海上军事行动的前哨阵地。其后果,不仅严重影响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而且会妨碍台湾问题的顺利解决,削弱我国的海上军事威力。

钓鱼岛自1971年至今一直在日本的实际控制中。日方不承认历史遗留的主权争议,不断以多种形式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其战略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占有钓鱼岛,扩张其领海、扩大其版图,获得该海域丰富的战略资源,并通过控制钓鱼岛达到削弱、遏制中国的目的。近几年来,日本对我国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的政治立场日趋强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不断加强,企图将钓鱼岛问题国际化和政治化。可以预见,日本凭借其较强的综合国力,在解决钓鱼岛等海洋争端问题上的立场将进一步强硬,我国与日本围绕东海海域划界和海洋资源开发的矛盾和斗争也将日趋突出。钓鱼岛问题将有可能影响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

日本军国主义为贪欲扩张而发动的侵略战争,曾经给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对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也决不容许任何人肆意篡改。尊重历史,是每一位有良知的学者所应遵循的学术道德。而正视现实,则必须在学术责任感之上,为国家利益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在对中日关系有关问题的研究中,我们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对世界和平负责的精神,不回避矛盾。在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同时,为解决历史所遗留的问题做出我们的贡献。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

 



[1]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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