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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前钓鱼列屿主权归属再考证
日期: 2016-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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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浩[1]

摘要 近年来随着中日间东海问题逐渐升温,钓鱼岛主权归属和划界效力问题日渐引起关注,为从国际法上对钓鱼岛的主权归属进行客观的论证,文章通过对目前中日双方业已公开的证据(包括学术著作和政府已公开资料)的详尽梳理,阐明了1895年前后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并在还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依据现代国际法理论对钓鱼岛属于中国先占取得的领土的结论进行了论证。

关键词 钓鱼岛(钓鱼台) 尖阁诸岛 领土争端 无主地 先占

一、引言

钓鱼诸岛(Diaoyu islands,台湾地区称钓鱼台列屿Tiaoyutai islands,日本称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位于我国台湾省东北部,散布在北纬25度44分到25度55分以及东经123度30分到124度34分之间,共有八个岛屿,包括五个无人小岛(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三组岩礁(飞濑、冲北岩、冲南岩)组成,岛屿总面积6.7平方公里。[2]钓鱼岛在八个岛屿及岩礁中面积最大,约为4平方公里,南距基隆102海里,北距冲绳首府那霸230海里;以中日两国领土(包括无人小岛)计算,钓鱼岛距离最近的彭佳屿与最近的日本领土先岛群岛各为90海里左右。[3]钓鱼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海域特征决定了它对中日两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战略意义:首先、它蕴藏着各类丰富的资源。钓鱼岛周围海域资源丰富,属条件良好的渔场,海底又蕴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其次、钓鱼岛在整个太平洋岛链中军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对于中方而言,它是巩固海防、防止外来武装力量侵袭的重要前哨;对日方而言,拥有它,不仅可以扩大本土防卫范围,同时也为实现日本军事大国复活梦想、实现对中国遏制和监视提供重要基础。[4]

自197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就因为钓鱼岛诸岛的主权归属和划界效力问题一直争论不休。[5]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同日本之间关系逐步正常化并朝着友好的方向发展,加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的提出,[6]有关钓鱼岛的各种争端相对平息了一段时间。[7]近年来,随着能源问题在东亚地区日益凸显,加之钓鱼岛对日中两国的价值,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开始日趋强硬,日本国民也频频制造事端,[8]中日两国政府之间在包括钓鱼岛主权归属等问题在内的东海问题上的谈判日趋紧张,谈判虽然在持续进行,但一直未取得实质进展。[9]

两国在钓鱼岛诸岛问题上的争端中,1895年属于“关键日期”。1894年9月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溃败,清政府派员议和,[10]1895年1月14日,日本政府通过秘密内阁决议,指令冲绳地方政府在“久场岛(即黄尾屿)和鱼钓岛(即钓鱼岛)”修建界桩,[11]制造了钓鱼岛系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前日本先占的迷雾。同年4月17日两国签订了《马关条约》,[12]根据条约第二款之二、三规定,清政府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以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13]但《马关条约》及《另约》、《议定专条》各条款均未对台湾附属岛屿范围作出明确界定。[14]

因此,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对钓鱼岛诸岛的归属和法律地位的正确界定,对于中日之间钓鱼岛诸岛问题的处理便变得至关重要。吴天颖教授曾于1994年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奥援敏雄诸教授》,有鉴于此,本文再次在梳理考证相关历史史料的基础上,以国际法作为依据对钓鱼岛诸岛的主权归属进行分析论证,以探究钓鱼岛在甲午战争前的主权归属及其法律地位,故名“甲午战前钓鱼岛列屿归属再考证”。

二、日本关于钓鱼岛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属于无主地的主张及依据

日本方面对于中日甲午战争前钓鱼岛的法律地位的主张是:钓鱼岛在1895年前系“无人岛”,属于“无主地”,在此之前,尽管有记载中国人利用钓鱼岛的相关历史数据,但是并无证据证明钓鱼岛被划入中国政府领土范围,因此,日本政府在1885年对钓鱼岛进行勘察之后,将其作为无主地通过先占纳入日本领土范围。1895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虽列明清政府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已经于1895年1月14日通过内阁决议将钓鱼岛划入日本领土范围,因此钓鱼岛不属于日本政府通过《马关条约》割占的中国的“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岛屿”。[15]加上《马关条约》约文并未对台湾岛的附属岛屿进行界定,此后中日两国之间也未就台湾附属岛屿的内容形成进一步的详细《另约》或者《议定专条》;以后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日和平条约》(1952年4月28日台湾以中华民国名义同日本签订)虽都采取了“台湾及澎湖群岛”的表述,但对于台湾(或台湾岛)的范围未作详细的界定。因此,钓鱼岛不是台湾附属岛屿,不包括在《马关条约》中中国割让的领土范围中,日本在二战后无义务交还中国。

关于钓鱼岛系“无主地”的论点,日方的证据是1885年及以后冲绳县知事为在钓鱼岛(日本人此时称鱼钓岛)、黄尾屿(日本人当时称久场岛)、赤尾屿(日本人当时称久米赤岛)设立界标而向其上级官员即内务卿呈报的文书中关于对钓鱼岛等岛屿进行秘密调查的报告,以及内务卿致外务省的公文,公文均称上述岛屿系“无人岛”[16]。而将钓鱼岛诸岛纳入日本领土范围的证据即为,前述“133号内阁决议”及日本政府将钓鱼岛等岛屿划入日本冲绳县管辖的敕令。[17]

对于日本上述主张和证据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如脚注所示,日本政府1895年通过内阁决议决定在钓鱼岛等岛屿上修建界桩,但是此时的钓鱼岛已经有人“试图在该岛从事渔业”,尽管是“无人岛”,但其地位和状况并不能够完全确定,因此,日本政府是在钓鱼岛诸岛地位不明的情形下通过的在钓鱼岛等岛屿修建界桩的133号“内阁决议”。

此外还应引起注意的是,日本的内阁决议作出的日期为1895年1月21日,而此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海战溃败、中国政府派人赴日本议和之时。[18]日本政府颁布《关于冲绳县之郡编制的敕令》的时间系1896年3月5日,即1895年4与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日本政府选择的通过内阁决议的时间,具有有意制造将钓鱼岛作为“无主地”纳入领土范围假像的嫌疑,对此,本文将在下文做详细分析。

另外,日本政府将钓鱼岛纳入领土范围的方式是国内内阁决议和天皇敕令,同此前日本在1876年将小笠原诸岛并入领土范围时,日本政府将该事件通知各国公使的方式大为迥异,[19]关于日本“先占”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文将在对有关历史事实进行考证后,进行详细论述。

三、中国关于1895年前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主要观点及证据剖析

与日本观点相反,对于1895年以前钓鱼岛的地位问题,中国方面一直主张它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属中国政府的领土范围,并被中国人民长期利用,钓鱼岛属于中国得到了中国周边及附属国家承认,1895年前钓鱼岛不属于无主地,任何国家不得以无主地为基础对钓鱼岛主张先占从而取得领土主权。[20]

1、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命名、使用钓鱼岛

为证明中国历史上就对于钓鱼岛享有主权,中国提出的能够证明中国最早发现、命名、使用钓鱼岛的证据包括:

(1)明朝海路针经《顺风相送》中已经对钓鱼岛等岛屿加以记载,并分别对各个岛屿有所命名。该书成书时间最早为1403年,最迟不晚于1639年;[21]

(2)自明朝以来,中国人民长期使用钓鱼岛作为航行的标识、到钓鱼岛及周围海域捕鱼、采药、躲避风浪、修理船舶,相关的书面记载分别是:

A、作为航标的使用:明清两朝派往琉球的册封使中有记录;[22]其它历史书籍中包括郑舜功著《日本一鉴》(1556年)、郑若曾著《郑开阳杂著着》(1561年)和《筹海图编》(1562年)、徐葆光《中山传信录》(1720年)、周煌《琉球国志略》(1756年)也有记载;

B、作为捕鱼场所:日本台湾总督府所编的大正四年1月17日出版的第二号出版物《台湾之鲣鱼业》第15页;[23]郑舜功所著的《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之一,关于钓鱼岛附近盛产鲨鱼的记载、[24]黄叔璥撰《台海使槎录》卷三关于台湾附近岛屿盛产鲨鱼及其品种的记载、[25]《台湾通志·物产志》、《三山志》《八闽通志》、《闽书》、《海错百一录》等关于台湾附近海域产鲨以及有关鲨鱼品种的介绍;[26]

C、作为捕鱼场所和船舶停靠修理地:大成永保在明治十八年(1885)给冲绳县厅的报告;[27]

D、采集药材:慈禧赏赐盛宣怀的昭谕及盛家书信。[28]

这些证据可以证明中国最早发现和使用钓鱼岛,但是根据现代国际法理论,中国政府仅仅因此取得“一种不完全的所有权,在对这片被发现的岛屿加以有效占领所需要的合理期限内,这种权利具有暂时阻止另一国加以占领的作用”,如果此期间届满而中国依旧没有任何企图将它的不完全所有权变为通过占领而取得的真正的所有权,那么这种不完全的所有权就会消灭,这时任何其它国家就可以用有效占领的方法取得该土地。”[29]因此,如果要证明中国在历史上已经取得钓鱼岛的主权,仅仅最早的发现和使用,而没有有效的占领和将这些岛屿划入自己领土范围的意志还是不够。

2、钓鱼岛在明清两朝已经被中国中央政府纳入中国海防范围内

为证明中国政府对于钓鱼岛的占有、使用具有主权占有的意思并实施了有效的占领,中国以明清两朝,中国中央政府将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纳入国家海防范围作为证据:

明朝胡宗宪主持编撰,郑若曾撰绘的《筹海图编》之《万里海防图》及其初稿《海防一览图》,[30]以及此后基于郑若曾绘制的《筹海图编》之《万里海防图》而衍生的其它海防图包括徐必达摹绘《乾坤一统海防全图》、茅元仪编纂《武备志》之《福建沿海山沙图》、施永图编辑《武备秘书》之《福建海防图》[31],均在图中对钓鱼岛做了明确标注,表明将其列入了海防范围。

清朝初年,巡台御使黄叔璥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巡视台湾的述职文书《台海使槎录·武备》中记载:台湾“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该段文字后被乾隆十年(1745)台湾学政范咸等编纂入《重修台湾府志》卷二《规制·海防·附考》之中,[32]前述两篇文献对于钓鱼岛军事用途的相同记载,表明了中央政府官员和地方官员对于钓鱼岛在国家军事防卫中地位的重视。

前述出版物作者的身份,大部分为负责沿海防务的官员、代表皇帝赴台的御史和地方官员,[33]因此,其文献记载和编绘之地图,具有官方文件的性质和效力,代表了当时中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

疑问之处在于,将钓鱼岛等岛屿标注在为海防而作的军用地图当中,或者在述职报告中表明该岛屿在军事上的功用是否具有将岛屿划入领土范围或者确认边界的效力。

按照《筹海图编》之《凡例》所言“不按图籍不可以知扼塞,不审形势不可以施经略。边海自粤抵辽,袤延一万五千余里,皆倭奴入犯之处”,[34]吴天颖认为《凡例》的表述,特别是“边海自粤抵辽,袤延一万五千余里”的表述说明《筹海图编》中所绘撰之岛屿均在中国“边海”之内或为中国的“边海”之界,这种阐释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因此就推论这些被绘入图内之岛屿均为中国的领土、绝不可能有不属于中国领土的可能,那么在法律的逻辑推理上可能出现瑕疵,因为范例中“边海”的含义不能确定:“边海”可解释为“沿海”,也可解释为“领海”,倘为“沿海”,《凡例》的表述就不具有确认图中所绘岛屿属于中国领土的效力;即使《凡例》中所称的“边海”相当于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领海”,亦不能直接得出这些岛屿均属中国领土的结论,因为通观该句上下文可知,所摘引的语句目的在于交代中国沿海(或者解释为“领海”)遭受倭寇侵犯的态势,表明编绘《筹海图编》的原因和目的即加强海防、抵御并消除倭寇滋扰侵犯,从文字本身来看并无划定中国沿海边界的目的。因此,《筹海图编》是否将某个岛屿绘入图内取决于该岛屿是否对加强沿海防卫、抗击倭寇具有军事上的重要性,而非该岛屿是否属于中国的领土。就常理而言,一部编纂目的具有明显军用趋向的地图,从有效保卫沿海边疆的角度考虑,将并非属于自己领土的他国岛屿或者“无主”之岛屿绘入地图,并无不妥。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上看,《筹海图编》编绘的年代,倭寇虽然滋扰我国沿海,但当时的倭寇仅以掳掠财物为目的,并无强占夺取我国沿海领土的意图和实力,《筹海图编》在编绘选择列入舆图的岛屿时,即使不是对沿海领土边界完全不予考虑,至少不会将边疆界限作为最重要考虑的因素,因此,以海防地图作为证据证明钓鱼岛诸岛屿属于中国领土范围、中国政府具有将其纳入自己领土范围的意志,尚不具有完全无懈可击的说服力。

同《筹海图编》一样,黄叔璥的《台海使槎录》中关于钓鱼岛的记述,即台湾“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的文字表述也仅仅能够说明钓鱼岛在台湾防务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不能直接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领土范围,该段虽后来被乾隆十年(1745)台湾学政范咸等编纂入《重修台湾府志》卷二《规制·海防·附考》这部地方志之中,但是综合考虑该段文字在整个地方志编排体例中的位置和遣词造句,并不能增加确认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范围的效力,因为同黄叔璥的记述一样,台湾地方志的记录也仅仅表示了钓鱼岛在海防当中的价值和用途,并未明述或者间接确认钓鱼岛的领土地位。[35]

当然,《筹海图编》、《台湾使槎录》和其它福建和台湾方志将钓鱼岛等岛屿划入边防海图,说明钓鱼岛在海防中的军事作用,说明中国的政府已经对钓鱼岛进行调查、掌握了相当数量之信息,并对其进行军事上的利用,这些证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要求,但是不能就此绝对推定当时中国政府明确认为钓鱼岛等岛屿在中国领土范围之内,除非有关明清两朝的海防资料舆图能够进一步证明钓鱼岛等岛屿在当时被明确的列入军队海防编制或者巡逻范围。

3、中国的外交使节的出使记录确定了钓鱼岛在中硫边界以内,属中国领土范围

一再被中国政府和学者引用的文献证据为自明清两朝中国的中央政府出使琉球的册封史出使琉球的记录,认为这些记录阐明了中国和琉球的边界,钓鱼岛位于中国的边界以内,属于中国的领土范围,此事实得到了中国、日本、琉球三国的确认。证据简要如下:

A、琉球西部边界在钓鱼岛以东之姑米山,钓鱼岛在琉球边界以外:陈侃著《使琉球录》(1534年)记述、郭汝霖著《使琉球录》(1561年)记述、徐葆光著《中山传信录》(1719年)记述。[36]

B、中琉两国为邻国,以姑米山为界,两国之间不存在没有主权归属的“两不管”的“无主地”:汪楫著《使琉球杂录》(1683年)记述、[37]周煌著《琉球国志略》(1756年)记述、[38]琉球国王尚丰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写给福建等处承宣布致使咨文。[39]

C、中国、日本和琉球三国的学者、政府官员编制的地图均确认钓鱼岛诸岛不属于琉球群岛范围:郑若曾绘《琉球国图》(1561年)、日本学者新井白石著《南岛志》(1719年)、徐葆光绘《琉球国图》及《琉球三十六岛图》(1721年)、琉球国官员郑秉哲主持编纂《琉球国旧记·附卷》(1731年)、宋君荣(Antoine Gaubil)译绘《琉球诸岛地图》(1751年)、林子平《三国通览图说》(1785年)、蒋友仁(Michel Benoist)绘《坤舆全图》(1760年第一稿、1767年修正稿)、日本人户部良熙著《大岛笔记》(1762年)、萨穆尔顿编绘《中国分省暨日本列岛图》(1774年伦敦出版)、[40]1874年清江秀编绘《琉球国全图》、伊地知贞馨著《冲绳志》附《琉球诸岛图》,以上各图及地理图书记载中琉球仅限于三十六岛,不包括钓鱼岛各岛屿。[41]

D、1895年前,日本官方和学者编制的地图均未将钓鱼岛列入日本冲绳诸岛范围内:1880年高田义甫经日本官方批准出版《清国舆地全图》之《冲绳诸岛图》,久米长顺等编辑1885年《冲绳县管内全图》,草野省三编辑、江岛伊兵卫出版《大日本全新地图》之《琉球诸岛图》,西村舍三1886年著《南岛纪事外篇》附图之《琉球三十六岛图》及《内地、冲绳、支那、朝鲜》图。[42]

E、1895年前中外政府和学者编制之地图均将钓鱼岛列入中国沿海岛屿:蒋友仁(MichelBenoist)绘《坤舆全图》(1760年第一稿、1767年修正稿)、萨穆尔顿编绘《中国分省暨日本列岛图》(1774年伦敦出版)、1774年法国巴黎皇家科学院绘制《坤舆全图》、1790年阿·洛特-加龙省尔绘《亚细亚图》、J·丹毕勒绘中国沿海暨日本图(局部)、1794年Arrow Smith绘制MAP of the WORLD on a GLOBUL ARPROJECTION、1806年瓦伊麻鲁地理学研究所刊亚细亚图(局部)、[43]1863年湖北巡抚衙门刊行之《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中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诸岛屿以汉语标注名称。[44]

但中国出使琉球的册封史的记录是否具有确认中外边界的效力,这取决于该记录的性质以及记述的具体内容。

自明朝洪武年间中国和琉球之间确立藩属关系后,遇琉球国王更迭,均由当时作为琉球宗主国的中国派册封史赐予印玺封号,确认其对琉球的统治地位。[45]册封史,代表宗主国政府,具有外交官的地位,其出使琉球的记录即为向皇帝汇报的公文,被保存于政府的官方档案之中,因此具有官方文书的效力,能够代表政府立场,[46]虽然效力不及专门勘订边界的条约或者负责勘订边界的外交代表的述职报告,后者具有最直接的证明力,但是如果其记载内容确切并且各个册封史记录保持一致,可以确定地证明中琉之间的边界范围。

依据目前保存的册封史出使记录,[47]其记述中同边界相关的事项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过赤尾屿,到姑米山前后,琉球派出迎接册封史之人员欢欣鼓舞,以为即将安全返乡,而琉球姑米山之人亦以信号招呼册封史和出海返乡人员;[48]

第二、过“黑水沟”时,册封史主持“过沟祭海”之仪式,表明逾越中外之界;[49]

第三、册封史记录中明确称赤屿、姑米山为中琉间界山。[50]

由于各册封史记录能够相互印证,且表述一致(对琉球本地海岛地名因翻译原因可能稍有出入),因此这些册封史记录可以证明:

第一、姑米山为位于琉球境内的界山,到达姑米山即进入琉球国境;

第二、赤屿亦具有界山之效力,到达赤屿即将要进入琉球国境。

至于,“黑水沟”即冲绳海槽是否具有划定中外边界的效力,[51]尚不能断言,因为依据册封史之记录,对于赤屿(即赤尾屿)和姑米山(史录中亦有写作古米山)的界山效力,不仅为中国的册封史所熟知,同时亦为琉球人所认可,但是“过沟祭海”仅系中国册封使团之习俗,未见琉球人对该仪式及其所表示的跨越“中外之界”的象征意义的明确的认可,因此仅能代表中国一方的观点,不能因为此“过沟祭海”的仪式而断然肯定“黑水沟”具有划分“中外边界”的效力。并且,“过沟祭海”的仪式同时还有一定的迷信因素在其中,即通过焚烧纸船,投作为牺牲之猪羊,以求得海神的保佑,平安航行,这种迷信的因素,甚至在这一仪式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成分。由于“黑水沟”“划分中外”之界的效力未能确定,因此能够确定的只能是“黑水沟”的东侧为琉球国境,位于“黑水沟”西侧岛屿的国际法地位不能判定,除能判定钓鱼岛、赤尾屿等西侧的岛屿不属于琉球外,不能继续确定这些岛屿是否属于中国国土,因为这些岛屿不属于中国亦可以作为“无主地”而存在,除非能够确定中国和琉球为邻国,在两国之间不存在“无主地”。

根据周煌在《琉球国志略》中记载:“(琉球)环岛皆海也,海面西距黑水沟与闽海界,福建开洋自琉球必经沧水过黑水”。[52]1640年琉球国王尚丰写给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的咨文中称“照得琉球世守东隅,休戚相关,毗连福建,绵壤一脉,天造地设,界水分遥”,[53]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中国和琉球之间为休戚相关的近邻,两国之间并无“无主地”,在“黑水沟”的西侧属中国“闽海”,东侧即为琉球国。

由上可推论:“黑水沟”即冲绳海槽为中国和琉球之间边界,海槽东侧以姑米山为界山属琉球国境,海槽西侧以赤尾屿为界属于中国福建。

4、1895年前钓鱼岛即属于中国领土,为琉球、日本及国际社会所承认

通过上文(即三、3、B,三、3、C,三、3、D,三、3、E)中所列中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国家官方(包括军方)和学者所绘制的地图中关于中国沿海、琉球范围的标注,特别是1879年日本将琉球吞并,并将其纳入冲绳县后绘制的地图中关于冲绳县管辖范围的标注,清楚表明钓鱼岛属于中国沿海岛屿,不属于琉球,即后来并入日本的冲绳县三十六岛的范围。中国、日本、琉球和英国、法国等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沿海和琉球范围的一致的绘制和标注,表明了国际社会对前述事实的一致的承认。

5、关于舆图证据的再分析

对于前述舆图证据,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徐葆光在《中山传信录》中绘制的《琉球国图》及《琉球三十六岛地图》系中国赴琉球的外交官员徐葆光同琉球政府官员以及琉球政府派出的本国学者蔡温、程顺则在实地考察基础上做成的地图,该地图及有关记载为中国和琉球双方的政府承认,具有较高的证明力,这可以通过徐葆光在《中山传信录》中的记载得到证明,[54]而且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出版后曾经在日本广泛流传,对日本认识和了解琉球,特别是中国琉球之边界具有一定之影响力。[55]

第二,日本学者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采用了分色标示的绘图方式,并将从福建通往琉球的海路上各岛山(花瓶山、彭佳山、钓鱼台、鱼尾山、黄尾山、赤尾山)以及从琉球那霸返回福州或者浙江定海的各岛山(南杞山、凤尾山、鱼山、台山、里麻山)等用虚线连接,涂上了与中国福建、浙江、江南省等沿海省份基本相同的深红色。对于这种地图着色方式是否能够说明钓鱼岛等海路上各岛屿属于中国领土,不能简单作出结论。

尽管《三国通览图说》在绘图时已经具有明显的领土归属意思,例如:“大岛,由奇界至渡名喜十一岛,皆归大岛支配”、“奇界,乃属琉球之地”、“永良部,周回十一里半,云冲永良部,琉球领属”、“太平山,称宫古,以上七岛受宫古支配,琉球领属”、“八重山,……以上八岛受八重山支配,琉球领属”,但是应确认,此图系《三国通览图说》之地图,其主要用意在厘定琉球之疆界范围和岛屿土地归属关系,尽管此图通过对琉球三十六岛作同样之浅棕色而确定其领属关系,但是着色不是唯一要素,前面引用的地图及图例说明具有更为重要之意义,因此不能因为该图对于钓鱼岛等诸岛屿着了同中国大陆同样的颜色即认定该图确认钓鱼岛等岛屿属于中国领土。而且,图中可以看到明确属于中国领土范围的满洲地区亦着了同中国主要领土的深红色不同的淡绿色,对此日本学者奥原敏雄教授提出的质疑具有合理性,[56]中国应该给出合理的解释。

在这种着色带来了不同解释可能性的境况下,也有对中国有利的证据和解释方式。林子平在《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图例说明“赤”下标注为:“无人岛·支那·堪察加半岛”,同时在《三国通览舆地全图》中标示的东南角位置之小岛处又明确标注“无人岛本名小笠原岛”,这样可以合理推论这两副地图中除小笠原岛、堪察加半岛外其余涂着赤色之土地和岛屿即应当为全部中国(依据林子平的图例为“支那”)的领土。另外,依据地图着色的“四色原理”,凡属一国之领土一般应当涂着相同之颜色,因此相互临近之中国大陆本土和处于中琉海上航线的钓鱼岛各岛,既然颜色相同应当推定均为中国领土,否则对于各个岛屿应当涂着不同之颜色;同样依据“四色原理”,在两国不相邻,且不至于产生明显混淆时,对于不同国家可以涂着相同之颜色,因此尽管中国满洲和日本本土涂着相同的颜色,不能说明满洲和日本同属一国。

尽管如此,用林子平的两幅地图证明钓鱼岛属中国领土范围,仍然还有瑕疵:

1、尽管可以依据林子平在地图中的标注“无人岛即为小笠原岛”,认定“无人岛”在林子平的地图中具有特定所指,从而否定涂为“赤”色之岛屿为“无人岛”之观点,但是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情形时,林子平对“无人岛”的批注同“赤”色的图例说明分属两个不同的地图,这就存在另一种解释的可能,即《三国通览地与全图》之“无人岛”同《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之“无人岛”指代并非同一岛屿,不可相互替代;

2、林子平为何将当时毫无争议属于中国领土的满洲地区涂着了同中国大陆主体不同的颜色,吴天颖教授在《甲午战前钓鱼列屿主权归属考——兼质奥原敏雄诸教授》中推测:可能是林子平想突出满洲地区属满清王朝“龙兴”之地而与其它地区不同,[57]但这只能是一种猜测,在没有其它证据证明林子平有此等理念之前,满洲地区的着色与中国领土主要地区不同这一现象还是会对该证据对于中国的领土主张的证明制造一定的麻烦。

第三,对于中国地图以及英、法等国地图中对于钓鱼岛等岛屿使用中文岛名或者音译的中国岛名的效力解释,应当认为这具有证明中国最早发现、命名或者使用钓鱼岛等岛屿,但是还不能直接证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领土。

中国认为依据“名从主人”原则,这些地图中既然使用了中文的岛名,表明绘图者是认为这些岛屿属于中国领土范围的。这种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能够证明这些岛屿可能最早为中国发现、命名、使用,中国的地图绘制技术在当时比较先进,但是不能作为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直接证据。理由是:

首先,“名从主人”并非一项明确的为各国所公认的地图绘图原则,在地图或者地图说明中明确表示将其作为绘图原则的只有清朝《皇朝中外一统舆图》的后跋,[58]其它尚无证据表明“名从主人”为绘图原则;

其次,即使“名从主人”为一项绘图原则,也只能推定这些岛屿最先为中国命名,但是不能因此证明这些岛屿一定属于中国的领土,因为:依据“名从主人”原则,“如果钓鱼岛属于中国,那么钓鱼岛等岛屿在地图中必然标注中文岛名”,此乃真命题,反过来“如果钓鱼岛标注为中文岛名,那么钓鱼岛必然属于中国”就未必是真命题,因为它同前述命题并非“逆否”命题,在逻辑上不能确定为真。

当然这些中外地图中对钓鱼岛等岛屿标注为中文岛名还是可以作为对中国有利的证据进行使用,特别是在强调“时际法”时,作为中国最早发现、命名、使用钓鱼岛的证据用于论证中国的领土主权。

第四,根据中国方面的证据,特别是琉球以及琉球被日本吞并后的冲绳县的地图,可以明确证明钓鱼岛不在琉球(后来的冲绳县)或者日本的领土范围之内,但不能因此推论钓鱼岛等岛屿属于中国,因为,尽管钓鱼岛等岛屿不属于琉球和日本,亦可不属于中国而处于“无主地”的状态,而钓鱼岛系“无主地”恰恰是日本对钓鱼岛主张领土主权的基础。因此,必须结合前述周煌《琉球国志略》中记载:“(琉球)环岛皆海也,海面西距黑水沟与闽海界,福建开洋自琉球必经沧水过黑水”;[59]以及1640年琉球国王尚丰写给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的咨文中称“照得琉球世守东隅,休戚相关,毗连福建,绵壤一脉,天造地设,界水分遥”,[60]方可证明,钓鱼岛既不属于琉球三十六岛的范围,而且由于中国和琉球之间直接毗邻接壤不存在“无主地”区域,钓鱼岛也不是“无主地”,而是确定的属于中国的沿海岛屿。

第五,在前述舆图证据中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相当一部分西方地图确认琉球、朝鲜等同当时的中国政府之间的藩属关系,并在绘制中国地区的地图时将这些地区一并绘入中国,有些地图还同时在琉球地区标注“受中国保护(cared by Chinese)”或者“在中国藩属之内(Lieu-kieuinau China galanting)”。[61]鉴于此,可以作出对中国方面有利的解释是,钓鱼岛等岛屿作为位于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同其宗主国之间的地区处于“大中华”版图之内,因此只要证据证明这些岛屿不属于中国的藩属国,那么这些岛屿即应当确定无疑属于中国的领土范围。此等解释,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也有疑问点,即:是否在宗主国中国同藩属国之间必然无“无主地”,这可能需要更多的历史史料论证支持。

第六,依据地理舆图作为证据论证钓鱼岛等岛屿属于中国是一再被中国方面强调的一个原则是“详外而略内”,[62]即绘制地图时绘图者会特别留意边界之处的河流、岛屿、山脉,并作出详细标注,因此众多中外地图均将钓鱼岛等岛屿明确绘出并作清晰标注,说明这些岛屿处于国家边界之处。但是这一原则的利用同“名从主人”一样,是一项未经确认和被广泛接受的原则。

6、小结

钓鱼岛诸岛最迟自明朝起即以被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命名,历史上长期被中国人民作为航行标识、捕鱼场所和船舶避难、修理的场所使用,明朝起面对日本倭寇的骚扰、入侵,中国的中央政府将钓鱼岛诸岛列入海防范围。

明清两朝中国出使琉球的外交官员在其述职报告中均明确记载了中国和琉球两个毗邻国家之间的边界,根据上述述职报告,钓鱼岛诸岛在中国和琉球边界靠近中国一侧,属于中国领土。钓鱼岛诸岛属于中国的沿海岛屿得到了包括日本、琉球、英国、法国等在内的国家的官方和学者绘制的航海图、军用地图的确认。

四、1895年前后,钓鱼岛被纳入日本冲绳县管辖之真相考证

通过1950年日本解密的《外交文书》等其它可以发掘的日本外交史料证据可以大致断定1895年前后,钓鱼岛被纳入日本领土范围的基本事实经过如下:

1885年前后,日本内务卿山县有朋通过冲绳县驻东京的大书记官发出秘密指令要求冲绳县令西村舍三对钓鱼岛等岛屿进行调查(调查指令中有意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称为“久米赤及另外两岛”,而“久米赤岛”为日本冲绳县“久米岛”或称“古米岛”附近小岛)。[63]西村舍三下五等属石泽兵吾奉西村舍三转达的秘密指令,[64]根据经常往返于中国、日本、琉球三地的日本水师大成永保的口述报告,[65]做成首次报告《关于久米赤岛、久场岛、鱼钓岛三岛的调查报告》,[66]结论认为:“该无人岛中之久米赤岛即《中山传信录》中所载之赤尾屿,久场岛即黄尾屿,鱼钓岛即钓鱼台”,[67]西村舍三将上述情形报告内务卿山县有朋,并表明被调查之岛屿同大东岛情形不同,不可蹙而建立界标。山县有朋不顾西村舍三的报告,在其向外务卿的文书中,表示该岛屿只是被中国出使琉球的使节作为航标使用,无任何清朝统治痕迹。[68]尽管如此,外务卿井上馨依旧在对山县有朋的回复中表示被调查之岛屿“靠近清国国境,非以前调查过的大东岛可比拟”,且由于1885年9月6日上海《申报》刊登了日本欲在台湾东北之海岛悬挂日本国旗予以占据,引起了中国国内的关注,[69]因此,“建立国标之事须伺他日时机。”并特意叮嘱“请诸位注意,已调查大东岛一事及此次调查之事恐不刊载官报及报纸为宜。上述答复顺申拙官意见。追申:望处理后,返还此文件。”

后冲绳县赴钓鱼岛进行考察的船只返航,西村舍三再次向山县有朋报告,表明如在被调查的岛屿上建立界标将同“清国不无关系”,请求指示,[70]在这种情形下,山县有朋和井上馨不得不批示回复“依书面之理由现不可建立国标,此令”。[71]

此后,冲绳县再未对钓鱼岛进行调查,[72]但,在此期间的1890年,冲绳县知事,又曾再次请求日本政府内务卿(大臣)同意将钓鱼岛等岛屿纳入其下八重山道官署管辖。[73]

1894年11月中日甲午战争日方胜局已定,12月15日内务省县治局长(Director of the Prefectur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以秘文(秘133号)向内务省请求在冲绳建立界标,谓“如附件所示,此事(在钓鱼岛等岛屿建立界标)已于1885年提交,惟内务省念及同清国谈判相关,与外务省协商后令暂不建立。另,此事亦曾提请内阁会议。然,今昔景况已殊,特呈请批示并附如下申请以待审阅。(有关鱼钓岛、久场岛等岛屿之地理历史已有所调查,并获大略。似乎上述二岛为海军水路部210海图中位于八重山群岛东北之和平山与钓鱼岛。[74]依某水路部官员的口述,此二岛似无任何国家宣称占有。就位置言,可推定上述岛屿应为冲绳群岛之一部分。初始调查之方式如本节所述。)”[75]接到此文后,内务大臣野村靖乃于1894年12月27日再次向外务卿陆奥宗光发出秘密函件,谓“今昔情况已殊,故拟以另文将此事提交内阁会议审议。特此先行协商,敬希核夺”,[76]希望外务卿同意在钓鱼岛等岛屿建立界标。陆奥宗光对野村靖的提议未表示反对,次年1月12日,野村靖将在钓鱼岛等岛屿修建界桩的提议提交日本内阁,当月21日内阁会议通过提议,将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冲绳县管辖,准许在该处修建界桩。[77]

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6月2日日本官方接收台湾。[78]1896年3月5日日本天皇颁布13号敕令,即《关于冲绳县之郡编制的敕令》。

1895年6月10日,古贺辰四郎在事隔十年之后再次向内务省提出土地租赁的申请。一年后,即1896年9月,内务省全面批准了古贺辰四郎的申请,并将钓鱼岛、黄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四个岛屿租赁给古贺辰四郎三十年。[79]

1901年冲绳县组织对黄尾屿进行了详尽的土地调查,并于次年即1902年将其登记入石垣岛大浜间切登野村并赋予土地编号。[80]

在钓鱼岛诸岛被“并入”日本冲绳县的过程中,日本官方对于相关岛屿的名称不断变换:1885-1890年文书中一直使用“久米赤岛及外二岛”,1890-1894年使用“接近管下八重山群岛内的石垣岛的无人岛鱼钓岛及外二岛”,1894年开始使用“久场岛、鱼钓岛”,1895年甲午战争胜利之际,文书开始使用“位于冲绳县八重山群岛之西北的久场岛、鱼钓岛,从来即为无人岛”。[81]然而,前述日本所使用的久米赤岛、久场岛,乃原琉球马齿山赤岛(庆良间列岛)诸岛中两岛的岛名在历代中国出使琉球的使节之记录和琉球、日本的地图和方志均有记载,[82]因此,日本政府故意使用别岛之名为钓鱼岛诸岛重新命名,实有“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嫌疑。

日本在1879年将琉球并入国土前以及1895年将钓鱼岛诸岛并入领土之后,或使用各岛屿的中国岛名,或在将钓鱼岛诸岛原中国岛名与日本先前“移接冒用”的岛名并用。[83]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一、日本政府对于钓鱼岛诸岛的发现、探索和使用,远落后于中国政府;二、日本政府意图通过混淆各岛屿的名称,妄图掩盖其将钓鱼岛诸岛从中国的领土范围内“并入”日本国土的历史事实。

五、日本无主地先占理论之谬误

1、无主地领土主权获取的“有效占领”

占领是一个国家的占取行为,通过这种行为该国家有意思的取得当时不在任何国家主权之下的土地的主权,系一种原始的领土主权取得方式。[84]占领的客体只限于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这种土地或者完全没有人居住,或者虽然有土著居民,但是当地还没有社会政治组织。[85]此外,主权不清或者有争议的领土,不能成为先占的对象。[86]

国际法中的有效占有(effective occupation)概念,代表着在私法中被称为占有(possession)的一种法律关系,在条约和判决缺乏正式的权利基础的情形下,或在没有权利登记制的制度中,占有重要的作用。[87]更为重要的是,在国际法中,有效占有更为强调国家活动,尤其是行政机关的活动。[88]这里的“占领”是从罗马法的occupatio派生出来的,它并不必然指实际居住和物质上持有意义的占领。[89]有效占领通常与主权扩展到无主地有关,而主权的主张和扩展的显示的表现方式,依常设法院在“东格陵兰案”中意见:“……不是基于某种特定行为或者权利例如割让条约、而只是基于权威的继续显示的主权主张,包含两个必须显示存在的因素:作为主权者而行为的意图和愿望,和对这种权威的实际行使的表现。”[90]对于“作为主权者而行为的意图和愿望”,即是指“前述将无主地纳入领土的意图必须是国家,或者国家授权的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行为,或者有关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事后获得了国家的承认和认可”。[91]而对于“对这种权威的实际形式的表现”即主权的有效行使作为关键性的因素,尽管要求应该满足“有效占领”,但是并不要求占有和控制所有的领土区域,对于“有效占领”的判定也可以因为领土的性质、反对者的数量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的不同而有所不同。[92]然而,事实上,在国际法领域许多主权的认定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一定环境下,主权的行使可能仅仅只是一种象征性的。[93]

2、钓鱼岛系“无人岛”,抑或“无主地(岛)”?

由前文所列日本的官方文件,即自1885年日本冲绳县县令西村舍三奉命开始对钓鱼岛诸岛进行秘密调查以来,直到1895年日本内阁通过“密别133号”决议决定在钓鱼岛诸岛建立界桩为止,日本的官方文书一直称钓鱼岛诸岛为“无人岛”,并以此认定钓鱼岛属于“无主地”,主张对钓鱼岛诸岛采取先占的方式获得领土主权。因此有必要区分“无主地”与“无人岛”。

所谓“无主地”,[94]是指不在任何主权国家占有控制之下,亦不属于公海、南北极地区或者其它人类共同继承的区域的地球上的特定区域,[95]例如,火山岛为前主权所遗弃的领土、或者不受有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共同体所占有的领土。[96]对于无主地任何国家均可主张获取领土主权,[97]因此“无主地”强调的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归属状态。

“无人岛”系指由于特殊地理位置、环境或者其它因素而无人生存、居住或者人迹罕至的岛屿,无人岛强调的是一种岛屿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人类生存、居住的自然状态。

可见,“无人岛”和“无主地(岛)”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无人岛”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不适宜人类生存居住,因此尽管有主权国家通过适当方式对其采取了有效的占领,例如在该岛上修建界标,派部队定期对岛屿进行巡查等,但是,该岛之上可能依然无人居住。因为固然一个国家对某一土地或者岛屿的主权需要满足有效占领的要件,即占有和行政管理,但是关于有效占领的主要形式即定居的要求并不适用于一切对象,如果系近海的小岛或者其它不适于居住的土地或者岛屿,定居的要求就不能被强求。[98]鉴于此,近海小岛或者其它不适宜人类居住之岛屿,即使为“无人岛”,但是这种“无人岛”的状态不排斥其属于一国主权领土范围的法律地位。

就钓鱼岛问题而言,关于钓鱼岛是否属于“无主地”的判断,必须考虑钓鱼岛的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地理条件。

钓鱼岛诸岛屿中除钓鱼岛具有淡水资源外,其余各岛均无淡水,[99]基本属于不适宜人类居住之区域,因此不能仅仅以上述岛屿为“无人岛”即断定其为“无主地”。对于钓鱼岛诸岛是否适宜人类居住的判定,须以1885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进行判定,不应以1885年以后,更不可按当今生产力水平判定钓鱼岛诸岛是否具备居住的条件。

在判定时,应当区别生产性经营同以定居为目的的居住的区别,因为在某一地区进行生产经营对于自然环境的要求可能远远低于以定居、甚至仅仅长期居住的要求。因此,1895年后,古贺家族开始在钓鱼岛、黄尾屿和南小岛、北小岛进行生产性的经营活动[100]并不能说明上述四岛就具备了居住的条件。事实上,1909年受到日本政府表彰的拓土英雄古贺辰四郎也未在钓鱼岛定居,仅是在特定的时期为生产经营的目的而在上述岛屿上作短期停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运输成本的提高,古贺家族放弃了在上述四岛的经营活动。[101]

另,1950年公开出版的解密后的《日本外交文书》,揭示日本政府调查人员的报告显示日本政府1885年对钓鱼岛诸岛进行调查时,钓鱼岛并非“无主地”,因为上述区域有中国人进行生产经营的设备设施,同时又长期被中国出使琉球的使节的出使记录所详细记载。例如,日本的水师大成永保在其1885年给冲绳县厅的报告中即描述钓鱼岛“海岸边有广阔码头及船只碇宿所”。熟知琉球地理并参考了前述日本水师大成永保报告的冲绳县县令西村舍三也在给内务卿的文书中称:被调查的诸岛“与往日所呈报的大东岛(位于本县与小笠原岛之间)地理条件不同,不能没有与《中山传信录》所载的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为同一岛屿的疑虑。如果真为同一地,则早已为清国册封旧中山王的使船知其详情,而且还分别对其付以名称,作为琉球航海的指标之事实至为明显”,后西村舍三又在给内务卿的补充调查报告中重申了上述认识,称“关于在该岛建立国标之事如上次申文所述,与清国不无关系,万一发生纠纷,颇为不便。”[102]西村舍三的观点,同样也得到了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的认同,他在答复山县有朋的照会中称“右开各岛屿靠近清国国境,非以前调查过的大东岛可比拟,其周围看似很小,清国竟付有岛名。”

惟有1885年时任日本内务卿的山县有朋故意忽略上述事实,在其致外务卿井上馨的公文中,公然声称“右诸岛虽与《中山传信录》所记录之岛屿为同一,然其仅供海上航行之判识方向界标用,其它丝毫无皆属于清国之证据痕迹,而且其名称也是彼我所唱各异……”[103]

综上,钓鱼岛诸岛在1885年前后日本政府进行调查时系“无人岛”,但钓鱼岛诸岛并非“无主地(岛)”,日本政府仅仅依据钓鱼岛诸岛为“无人岛”即断定其为“无主地”,并因而主张通过先占而获得领土主权,有失偏颇。

3、中国对于钓鱼岛的有效占领

依据本文第三部分的事实考证,可知:1895年前,中国不仅因其国民最早发现、使用钓鱼岛诸岛而取得了对于钓鱼岛诸岛的“不完全的权利”,而且由于中国政府的明确的占领的意向,如将钓鱼岛纳入海防范围;进行了国家权威的持续的、和平的、有效的显示:1、将钓鱼岛划入中国的官方地图内;2、在当时中国和藩属国琉球国处于和平共处的条件下,长期和平的利用钓鱼岛诸岛作为航行标志、捕鱼场所、船舶避难和修理地;3、在确认钓鱼岛非属于琉球国国境的前提下,同藩属国琉球国共同绘制藩属国琉球地图,勘定藩属国的界限;从而取得了对于钓鱼岛的完全的主权,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只是由于钓鱼岛的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未在钓鱼岛派驻军队或者安排居民定居,但从同意历史时期中国政府主权行使的证据同日本在同意区域可能进行的主权行使的证据的对比而言,[104]从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无人定居”或者“无人岛”的状况并不能减损中国对于钓鱼岛的有效占领。因此,1895年前,钓鱼岛诸岛属于中国领土主权所及的范围,不属于“无主地”,任何国家不得再以钓鱼岛诸岛为“无主地”而主张先占。

4、日本名为占领,实为窃取,不能取得对于钓鱼岛诸岛的领土主权

本文第四部分解密日本外交文书显示的日本将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其领土范围的过程,可以证明如下事实:

第一,日本政府自始即担心钓鱼岛等岛屿并非“无主地(岛)”,因此,所有的调查均为秘密进行,且报告也均以秘密公文的形式在日本政府机构间进行传递,[105]不敢在官报披露,亦不敢向报纸媒体公开披露。[106]

第二,调查结果表明了在钓鱼岛诸岛为中国的沿海岛屿,为中国历代出使琉球的使节记载的中国岛屿且具有清朝使用统治的“痕迹”的情况下,[107]日本政府延缓了将钓鱼岛纳入领土的脚步,以待时机。[108]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方胜局已定,冲绳县县令才于12月15日再次以秘文(秘133号)的形式向内务省请求在冲绳建立界标,谓“今昔景况已殊,特呈请批示并附如下申请以待审阅”。[109]内务大臣野村靖也于1894年12月27日在延宕了冲绳县前两次申请之后,再次向外务卿陆奥宗光发出秘密函件,谓“今昔情况已殊,故拟以另文将此事提交内阁会议审议。特此先行协商,敬希核夺”,[110]希望外务卿同意在钓鱼岛等岛屿建立界标。此时,外务卿陆奥宗光未再对野村靖的提议表示反对,于是,1895年1月12日野村靖将在钓鱼岛等岛屿修建界桩之提议提交日本内阁,1月21日内阁会议通过提议,将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冲绳县管辖,准许在该处修建界桩。[111]

日本之所以选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胜局基本已定、中国开始派出使节同日本议和之时,通过秘密的内阁决议将钓鱼岛诸岛纳入日本领土范围实乃处心积虑,因为一则此时中国政府由于甲午战争为首要任务,无暇顾及边境岛屿;二则由于中国基本战败,政府一味求和,即使此时日本窃占钓鱼岛诸岛之事为中国政府所知悉,在谈判中,中国政府也绝不会因为区区几个“无人岛”而失去停战求和之大局。

第三,一直到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6月2日日本官方接收台湾后,[112]1896年3月5日日本方才第一次公开发布政府文书,即日本天皇13号敕令——《关于冲绳县之郡编制的敕令》,这是日本政府自1885年以来的十年中第一次公开发布与钓鱼岛有关的政府文件。但是该敕令全文无任何提及钓鱼岛诸岛的言辞,因此,该敕令仅具有确认冲绳县郡县设置的证明力,不能具有确认或者宣布将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冲绳县管辖范围的效力。而支持日本对钓鱼岛诸岛行使主权的最直接最早的证据为《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的1896年9月,内务省全面批准了古贺辰四郎的申请,将钓鱼岛、黄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四个岛屿租赁给古贺辰四郎三十年。[113]此后,1901年冲绳县组织对黄尾屿进行了详尽的土地调查,并于次年即1902年将其登记入石垣岛大浜间切登野村并赋予土地编号。[114]

第四,日本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胜利以前,一直将所有关于钓鱼岛诸岛的文件采用秘密文件的方式传送,不对外公布,否定了“有效占领”要件中日本对外公开显示其国家主权占有意思的要件,因此即使在钓鱼岛诸岛为“无主地(岛)”的情形下,其秘密的内部文件和行为也不能使该国家对钓鱼岛诸岛产生领土主权要求。而且,日本对于钓鱼岛诸岛秘密占有的行为,同日本此前和此后占有其它岛屿的做法均不相同:1891年日本将小笠原岛以南之无人小岛并入国土时时,不仅于1891年9月9日以敕令第190号在官报公布,而且在将上述岛屿并入领土之前,洽知各国公使;[115]1900年在提交内阁决议的“关于无人岛所属文件”中明确以经纬度表明岛屿名称为“冲大东岛”的位置,并述明将其编入岛尻郡大东岛区域。[116]

综上,钓鱼岛在1895年前即因中国政府的有效占领而成为中国的领土,不得再作为日本先占的对象,日本政府1895年前后所采取的一系列秘密的调查和内阁决议,不具有宣称主权占有的效力,日本政府所主张的通过先占方式于1895年以内阁决议的方式将钓鱼岛诸岛纳入日本领土主权范围缺乏国际法上的依据。

六、关于钓鱼岛是否系台湾附属岛屿、日本在将钓鱼岛诸岛窃取后通过《马关条约》再割占的问题

按照中国政府及大部分研究者一贯的主张,钓鱼岛诸岛系台湾附属岛屿,日本于中日甲午战争中窃取了上述岛屿,并通过1895年依据《马关条约》第二款作为“台湾岛及一切附属岛屿的一部分”被割让给日本,战后作为台湾附属岛屿当然归还中国。[117]

对于中国政府的前述主张,一个关键点即钓鱼岛诸岛属于台湾附属岛屿。那么如何证明钓鱼岛诸岛属于台湾的附属岛屿,便成为问题关键。但对这一问题的论证,可谓困难重重。

第一,中国政府一直未给出“附属岛屿”的概念,究竟何为附属岛屿,如何认定一个或者几个岛屿附属于另外一个岛屿,是否因为作为附属岛屿的岛屿在政治、经济、环境上依赖于被附属的对象,没有明确的答案。中国从什么层面认定钓鱼岛为台湾的附属岛屿,地质地理抑或行政管辖,甚至国际社会及当地居民的内心确信,也没有明确的答案。钓鱼岛等岛屿一直为无人岛,在钓鱼岛等岛屿上长期无人定居、无军队驻扎、无行政管理机关存在,这些对于认定钓鱼岛等岛屿是否属于台湾附属岛屿,均有影响。但是如果证明钓鱼岛属于台湾附属岛屿,对中国而言,一个有利的证据方向是:福建及台湾的地方方志。如果这两个地区的地方方志中长期以来有关于钓鱼岛的记载,则不仅能够根据方志的体例和记载的措辞证明钓鱼岛等岛屿属于台湾的附属岛屿,而且可以进一步证明钓鱼岛等岛屿被列入福建或者台湾的行政区划,这样直接可证明钓鱼岛等岛屿属于中国领土。但是,自钓鱼岛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爆发以来,直到目前为止,根据作者所查阅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均未能提供类似的地方方志的记载。[118]

第二、中国方面一直主张的地质地理上钓鱼岛等岛屿在中国大陆架上,与台湾同属于陆地向海的方向的延伸,不能作为证明钓鱼岛等岛屿属于台湾附属岛屿的证据。

首先,在中国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缔约的双方根本不知道钓鱼岛等岛屿同中国大陆领土和台湾岛之间地理地质结构关系,钓鱼岛同台湾岛之间的地质地理结构关系不可能作为条约缔结时缔约代表知悉的缔约背景;

其次,地质地理结构上的附属关系虽然在海洋划界时可以作为具有影响力的因素,但不是领土划界时具有影响力的因素,钓鱼岛等岛屿即使在地质地理上附属于台湾,在地理地质上位于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带上同钓鱼岛等岛屿属于中国的领土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

第三,日本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方将钓鱼岛等岛屿划入领土范围,绘入地图并按照长期以来的中文岛名进行标注同钓鱼岛属于台湾的附属岛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固然在钓鱼岛作为台湾附属岛屿条件下,钓鱼岛等岛屿因《马关条约》而被割让给日本,可以作为钓鱼岛在1895年之后被纳入日本领土范围的原因;但是在钓鱼岛非台湾附属岛屿,属于“无主地”的条件下,因为日本政府的“发现占领”也可以产生1895年之后并入领土的效果。在多个原因能够导致同一结果的情况下,显然不能由“果”而推“因”,更不可将其中一个原因作为根本的唯一的原因。

第四、《中国海航行指南》(China Sea Directory)及其中文译本《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将钓鱼岛诸岛屿列入“台湾东北诸岛”不具有确认钓鱼岛属于台湾附属岛屿的效力,因为:一、该航行指南作为航海地图其主要目的在标注“中国海”区域航行路线和沿途地理标志,不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划界地图,不具有划界的效力;二、尽管在该航行指南中出现了“台湾东北诸岛”的表述,但是严格解释,这仅表明钓鱼岛等岛屿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台湾东北方,不具有确认钓鱼岛等岛屿为台湾附属岛屿的效果。

第五、根据中国学者鞠德源先生考证,1945年日本投降后直到1969年“艾默利报告”出台前,日本地图一直未将钓鱼岛等岛屿绘入日本领土范围,[119]可以作为对中国方面有利的证据。日本方面除非承认日本放弃了对这些岛屿的权利、权利名义或者要求,[120]否则难以对于这些地图未将钓鱼岛等岛屿绘入日本领土作出有利于日本的解释。因为处于同一地区的冲绳诸岛,尽管亦在美国的占有和控制之下,却均按照原来地图和地名被绘入1945-1977年之间的日本全国地图或者日本九州岛地方地图,仅就地图编制而言二战结束前后日本对钓鱼岛诸岛的完全不同的做法,可以反映出日本本国将钓鱼岛诸岛屿作为其窃取于中国的领土或者其它以武力或者贪欲攫取的领土,主动在战后予以放弃,并在其经过国家政府机关审核的地图中明确标识。尽管这种解释分析能够在总体上支持中国的观点,依旧不能直接证明中国方面主张的钓鱼岛诸岛屿属于中国台湾附属岛屿的论点。

第六、郑舜功在《日本一鉴》中的表述:“钓鱼屿,小东小屿也”,[121]是目前为止,支持中国方面提出的钓鱼岛属于台湾附属岛屿的唯一直接的证据。尽管该证据属于具有一定官方效力的文字,[122]具有直接的证明效力,但是由于单个证据的局限性,在无其它证据相互印证的特别是没有日本方面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不能依据郑舜功的表述决定性的判定钓鱼岛属台湾附属岛屿。

结论

历史上,钓鱼岛诸岛最早被中国人民所发现和使用。自明朝起,钓鱼岛被中国政府列入海防范围,用于防御当时日本倭寇侵扰。自明朝开始,中国出使当时的藩属国琉球(即现在的日本冲绳)的历任外交官均将钓鱼岛诸岛作为航海的标识使用,并在其述职报告中一致的记载了钓鱼岛在中国和琉球两个毗连国家边界靠近中国一侧,属于中国沿海(文献中称闽海)岛屿。1885年前,琉球、日本、中国以及包括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均在官方地图的中确认钓鱼岛诸岛属于中国沿海岛屿。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政府在1895年前已经通过有效占领确定的获取了对于钓鱼岛诸岛的领土主权。而在此之前,日本无论政府和人民均未有发现、使用以及对钓鱼岛展示领土主权权威的行为,日本对于钓鱼岛诸岛未有任何可因先占而产生的主权权利。

1885年始,日本政府开始觊觎钓鱼岛诸岛,并派遣人员对钓鱼岛诸岛进行调查,此后由于担心钓鱼岛和当时清朝中国政府之间的统治关系,怕猝然占据该岛会滋生事端,未有对钓鱼岛采取强占或者其它占有的行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军队接连败退,于是日本政府利用时机,在中国政府主动求和之际,通过秘密的内阁决议将钓鱼岛诸岛划入冲绳县管辖,并决定在钓鱼岛修建界桩,将钓鱼岛窃占。为进一步巩固日本对于钓鱼岛诸岛的领有关系,1895年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时日本谈判代表伊藤博文将条约条文由“台湾全岛及所属之岛屿”改为“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各岛屿”,将日本对于窃占的钓鱼岛诸岛的权利进一步通过条约加以强化。

尽管当前对于钓鱼岛诸岛数否属于台湾附属岛屿的证明尚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1895年前钓鱼岛因为中国政府的先占和有效占领而属于中国领土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日本就不得主张钓鱼岛系“无主地“从而对其通过先占而获得任何领土主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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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胜沼智一:《尖阁列岛领土的历史和法理》,1973年出版;

41.高桥庄五郎:《尖阁列岛笔记》,1979年出版;

42.绿间荣:《尖阁列岛》,1984年出版;

43.绿间荣:《尖阁列岛周围海域的开发和法理》,《冲绳法学》第8号,1980年版;

44.《冲绳•季刊》1972年12第63期,《尖阁列岛特集第二集》;

45.吉田东伍著:《大日本地名辞书续编》,富山房,1909年版。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1]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

[2] 马英九:《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正中书局1986年发行,第一版,第23页。同时参见陈汝勤、庄文星著:《由海洋地质观点看钓鱼台列屿》,载于程家瑞主编:《钓鱼台列屿之法律地位》,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8月版,第86-87页,以及浦野起央、刘苏朝,植荣边吉编:《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汇编》,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2001年版,第5页。

[3] 同上注。

[4]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网站文章,李国强:《钓鱼岛的战略地位及价值》,http://www.cass.net.cn/webnew/yanjiusuo/bjzx/show_News.asp?id=21012005929日。

[5] 1971年美日签订《冲绳归还协定》,美国将钓鱼岛诸岛划入归还日本的地域范围,直接导致中日之间钓鱼岛问题急剧升温。《冲绳归还协定》签订前后,美国、加拿大、日本、香港、台湾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华人“保钓运动”(保卫钓鱼岛运动)。

[6] 见邓小平答197810月访日期间答日本记者问的记录,当时邓小平回答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关系。参见《人民日报》,19781026日,第15版。

[7] 其间:日韩两国在未有中国参加,亦未经中国同意的条件下擅自划定东海北部大陆架,并签订批准《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日本右翼青年团体分别于19788月、198868日在钓鱼岛上建立了两座灯塔,并有多次登上钓鱼岛进行所谓的“主权”宣誓活动。参见浦野起央、刘苏朝,植荣边吉编: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汇编,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2001年版。

[8] 关于日本政府在教科书中将钓鱼岛划入日本领土范围、在海洋地图中标注日本右翼团体修建的灯塔并将其收归国有、将钓鱼岛列入日本南西诸岛的防卫计划的范围的报道,参见新华网www.xinhuanet.com关于钓鱼岛的专题。

[9] 200410月以来,截止到2007627日,中日双方就东海问题分别举行了9轮会谈,20074月中日首脑会谈时双方曾一致同意2007年秋季之前总结出具体对策,为此后磋商针对共同开发的范围集中展开讨论,但双方最后还是未能消除隔阂,未获具体进展,也未提出新的正式提案,凸显出双方的主张仍存在巨大鸿沟。参见星岛环球报,2006627日报道,《中日东海油气田磋商存很大分歧》,http://war.zgjrw.com/News/2007627/War/231327313400.html

[10] 张伟:《“马关条约”签订始末:日本人点名李鸿章赴日遇刺》,载于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culture/history/200605/24/t20060524_7072867.shtml

[11] 参见密别第133号内阁决议,载于浦野起央、刘苏朝,植荣边吉编: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汇编,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2001年版,第168170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年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7月版。

[13] 条约第二款约文如下:

“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对象,永远让与日本。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以鸭绿江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以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及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界。辽东湾南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所属诸岛亦一并在所让界内。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三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

[14] 《马关条约》、《另约》及《议定专条》均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

[15] 日本政府的此等立场,参见日本福田外相197238日在众议院发表的基本见解,载于日本的《议事院》,转引自浦野起央、刘苏朝,植荣边吉编:《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汇编》,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2001年版,第272273页。原文如下:“尖阁诸岛……于1895114日内阁决议决定在当地修建界碑,正式编入我国领土。此后,该诸岛在历史上一直构成我国领土南西诸岛的一部分,并且根据18955月生效的《下关条约》(即《马关条约》)第二条,它不被包括在清国割让给我国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内。因此,在《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尖阁列岛也不在该条约第二条规定的我国放弃的领土之列,根据该条约第三条它作为南西诸岛的一部分被置于美国施政之下。根据去年(1971年)617日签订的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岛的协定(冲绳归还协定)规定,该诸岛包括在归还于我国的施政权的区域内。以上事实最清楚不过地标明了尖阁诸岛作为我国领土的地位……”。

[16] 该公文及报告即1895121日日本内阁通过的在钓鱼岛、黄尾屿和赤尾屿修建界桩的批示及此前秘别第133号的内务卿野村靖请求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将在上述岛屿修建界桩的事宜提交内阁会议的文书(以下简称“133号内阁决议”),其详细内容如下:“密别第133 关于修建界桩事宜 内阁总理大臣伯爵伊藤博文殿:

将附件《关于修建界桩事宜》提交内阁会议 内务大臣子爵野村靖 明治28年(1895年)121 密别133 关于修建界桩事宜 位于冲绳县下辖八重山群岛之西北的久场岛、鱼钓岛一直为无人岛,但近年来有人试图在该岛从事渔业等,对此需加以取缔之,故该县知事呈报修建该县所辖之界桩。肯请上述内阁会议批准归由该县所辖,准其修建呈报之界桩。 内务大臣子爵野村靖 明治28年(1895年)112 (内阁书记官长印章) 明治28年(1895年)114 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卿、海军大臣、递信大臣、陆军大臣、农商务大臣、大藏大臣、文部大臣、内务大臣、司法大臣、内阁书记官长依次花押 附件 对于内务大臣建议的位于冲绳县八重山群岛之西北称为久场岛、鱼钓岛之无人岛,近年来有人试图从事渔业等,故须加以取缔之。对此,应该按照该县知事呈报批准该岛归由冲绳县管辖,准其修建界桩。此事应如建议顺利通过。 批示: 按照关于修建界桩事宜的建议办理。 明治28年(1895年)121 (签章)” 载于《日本外交文书》,转引自浦野起央、刘苏朝,植荣边吉编:《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汇编》,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2001年版,第167169页。

[17] 该敕令即189635日编号为13号的《关于冲绳县之郡编制的敕令》(以下简称“13号敕令”)。其详细内容如下:关于冲绳县之郡编制的敕令 明治29年(1896)年35日第13 内阁官房总务课保管 朕兹裁可冲绳县之郡编制并公布之。 内阁总理大臣 内务大臣 明治2935 敕令第13号(官报37日) 第一条:除那霸、首里两区之区域外,冲绳县划为下列五郡。 岛尻郡岛尻各村、久米岛、庆良间诸岛、渡名喜岛、栗国岛、伊平屋诸岛、鸟岛及大东岛、中头郡中头各村、国头郡郡国头各村及伊江岛、宫古郡宫古诸岛、八重山郡八重山诸岛。 第二条:各郡之境界或名称如遇有变更之必要时,由内务大臣决定之。 附则 第三条:本令之施行时期由内务大臣定之。 载于《季刊·冲绳》第63号,转引自浦野起央、刘苏朝,植荣边吉编:《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汇编》,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2001年版,第176177页。

[18] 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六册。中华书局出版199351版。

[19] 见高桥庄五郎著:《尖阁列岛笔记》,东京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转引自邵汉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对钓鱼台/尖阁列屿主权争议之评析》,载于黄兆强主编:《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东吴大学20046月版,第407页。

[20] 中国大陆方面的完整观点,参见197112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钓鱼岛的主权声明,载于19711231日《人民日报》,外文版参阅197217PekingReview,Vol.15,No.1.

[21] 关于该书成成书时间的论证参见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奥援敏雄诸教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7页;另可参考向达著:《两种海道针经序言》,中华书局,1961年版;徐玉虎著:《明代郑和航海之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85页。

[22] 陈侃:《使琉球录》1534年、郭汝霖:《使琉球录》1561年、萧崇业、谢杰:《使琉球录》1579年;夏子阳、王士桢:《使琉球录》1606年、汪楫:《使琉球杂录》1683年、李鼎元:《使琉球记》。

[23] 依据该文献记载,钓鱼及周围海域一直是台湾渔民猎捕鲣鱼的重要场所,台湾渔民对于该区域的利用始于19世纪,并在该世纪末时渔民数量大增,转引自丘宏达:《钓鱼台列屿主权争执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研究》,载于程家瑞主编:《钓鱼台列屿之法律地位》,东吴大学法学院1997年版,第147148页,参见邵汉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对钓鱼台/尖阁列屿主权争议之评析》,载于黄兆强主编:《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东吴大学20046月版,第422页。

[24] 转引自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533页。原文如下:……钓鱼屿,自屿远近多产巨鲨,长约数十尺,见风帆影,逆于波上,夜则跃有光。按海鲨鱼族类颇多,因访渔略言知者,曰珠鲨……而小东,巨鲨,审类白蒲,向不知名。

[25] 载于:《中国地方志丛书》(47),第133-140,台湾版,转引自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533页注91

[26] 以上资料均转引自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532534页。文献的原文如何记载,尚不甚清楚,待进一步考证。

[27] 报告原文如下:所谓ヱクソ(yukun)岛在久米岛偏午未之间,岛长约一里七八合程,宽约八九合程,距久米岛约百七八里岛程。岭上松木、樫木及其它树木生长繁茂,且山中有流水,海岸边有广阔码头及船只碇宿所。诸鸟群飞,来船上与人交接,拾捡食物,并无恐惧,尤其鲛、鲭等族群聚集船头潮崖之下,用绳套挂住鲛鱼之尾往上一举就能捉住。引自吉田东伍著:《大日本地名辞书续编》,富山房,1909年版,第618619页,转引自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726页。

[28] 此昭谕及相关书信,有极大的伪造的可能。见雷竞璇著:《慈禧赏赐钓鱼台伪昭谕考证》,载于黄兆强主编:《钓鱼台列屿志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东吴大学,2004年版,第111128页。尽管此昭谕和书信可能均系伪伪造,但是雷竞璇先生在证伪的过程中还是确认了中国地区的药师到钓鱼岛采集石苁蓉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关于此昭谕真实性的论证可参见吴天颖著:《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敏雄诸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113页。

[29] 王铁崖、李适时、汤宗舜、周仁翻译,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7576页。

[30] 该书刊行于1562年,即嘉靖四十一年,而收入其中的《万里海防图》绘成于1561年,即嘉靖辛酉年,当年由胡宗宪作序,刻版刊行。参见王以中:《明代海防图辑录》,载于《清华周刊》第三十七卷第90期,第17页。转引自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注7,第430页。

[31] 各图参见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下册之图4、图9、图10,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32] 吴天颖:《十九世纪后期日本侵略中国钓鱼列屿始末》,载于程家瑞主编:《钓鱼台列屿之法律地位》,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年版,第261页。同台湾岛及周边岛屿被列入海防范围相对照的是琉球等岛由于非属于台湾海防范围,被编纂入《重修台湾府志》第十九卷《杂记·外岛》之内。

[33] 《筹海图编》之主持编撰人为浙江巡抚胡宗宪,主要编绘人员为胡之幕宾郑若曾,辅助者包括:胡松、杜拯、范唯一、唐爱、凌云翼、谭纶、王春泽、唐枢、严中、茅坤、戴冲宵、黎秀、戚继光、蔡汝兰、俞献等负责沿海防务抗击倭寇的军官或者地方官员,其中胡宗宪当时为总督浙、直、福建等处军务·右督御史兼兵部侍郎,郑若曾为备受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n)推崇的“海岸地理学权威”,茅坤也倍受李约瑟的推崇,谭纶、戚继光为抗倭名将。《乾坤一统海防图》、《武备志》之《海防》图、《武备秘书》之《福建防海图》等均系基于《筹海图编》的《万里海防图》而衍生之图,其作者也在当时的政府中担任官职。《台海使槎录》的作者黄叔璥系清朝康熙皇帝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派往台湾的御史,而《台海使槎录》即黄御史的回京述职报告。

[34] 吴天颖著:《十九世纪后期日本侵略中国钓鱼列屿始末》,载于程家瑞主编:《钓鱼台列屿之法律地位》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年版,第259页。

[35] 另依据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之“各县卫要海防”记载:“噶玛兰厅即厅志北界三貂东沿海生番居处时有匪舶浅踪…苏澳港在厅志南港门宽阔可容大舟属噶玛兰厅分防后山大洋北有钓鱼台港深可舶大船千艘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船”,因此有学者主张,地方志的这一表述表明清朝时将钓鱼岛划入了噶玛兰厅,即现在的宜兰县,但这一说法值得推敲,因为结合上下文可知,方志在提及苏澳港时明确交代“属噶玛兰厅分防”而在言及钓鱼岛和薛坡兰时,仅仅介绍这些岛屿的水深和可以舶船之数量,并未明确其归属,因为如果同属于噶玛兰厅分防,方志应当其中有所交代,例如苏澳港,但是方志之表述未作如此之交代,显然不是有意省略,因为倘若钓鱼岛和薛坡兰同属噶玛兰厅分防,文字表述可如下:苏澳港在厅志南港门宽阔可容大舟后山大洋北有钓鱼台港深可舶大船千艘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船属噶玛兰厅分防,如此既不增加原文文字数量,亦能将事项交代清楚,但方志原文之表述并非如此,可见钓鱼台和薛坡兰可能不属于噶玛兰厅分防。《重纂福建通志》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阅览室。

[36] 陈侃《使琉球录》:“……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郭儒霖《使琉球录》:“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见古米山矣”“午刻得风乃行,见吐纳已山。吐纳已山,琉球之案山,其中多礁。”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用乙卯针六更,取姑米山(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用单卯针,取马齿……”(括号内文字为书中原注)。以上文字引自浦野起央、刘苏朝,植荣边吉编:《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汇编》,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2001年版,第713页。

[37] “薄暮过礁(或作沟,原注)问郊之意何取?曰:中外之界也。界于何辨?曰悬揣耳。然顷者恰当其处。”;周煌:《琉球国志略》“过赤洋,是夜过沟祭海”;李鼎元:“入夜周人禀祭黑水构。遂令投生羊豕,焚帛奠酒以祭,无所用兵。”

[38] “『琉球』寰岛皆海也,海面西距黑水构与闽海界,福建开洋自琉球必经沧水过黑水。”

[39] 咨文内容为:“照得琉球世守东隅,休戚相关,毗连福建,绵壤一脉,天造地设,界水分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折奏外交类第1066号,转引自吴天颖著:《十九世纪后期日本侵略中国钓鱼列屿始末》,载于程家瑞主编:《钓鱼台列屿之法律地位》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年版,第250页,注11,亦参见邵汉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对钓鱼台/尖阁列屿主权争议之评析》,载于黄兆强主编:《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东吴大学20046月版,第347页。

[40] Samuel Dunn,China, Divided into its Great provinces, and the Isles of Japan, London, 1774.

[41] 《南岛志》、《琉球国旧记·附记》、《大岛笔记》中关于琉球三十六岛的记载参见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55360页。

[42] 西村舍三时任冲绳县县令,并受内务省山县有朋指示调查钓鱼诸岛(当时指示称“久米赤岛、久场岛及鱼钓岛”),根据其调查结果他认为上述岛屿可能系《中山传信录》中所载之钓鱼岛、黄尾屿和赤尾屿,故对于内务省在上述岛屿设置界标表示异议。其《南岛外纪事外篇》干卷更表述称:“……由大隅群岛、屋久岛之前后,初经吐噶喇群岛即七岛,过奄美群岛即大岛五岛,达于冲绳群岛,诸岛联接,项背相望,远者二十里内外,近者五六里前后,所谓岛浦相传也;刳舟来往必须注意地形之状,其它绝海洋二三百里间,有一片岛影,于航海中被认定是中国地方,当时舟楫之利未开。”转引自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99页。

[43] 详图参见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附图25a25b272831a31b3233

[44] 该舆图在《后跋》中交代:“其四裔自汉语外,杂用国语、蒙古语、托忒语、唐古特语、俄罗斯语,《春秋》公羊家所谓‘名从主人也’”,因此该舆图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以中文名称标注,具有确认上述岛屿属于中国领土范围的意思。舆图及后跋参见:吴天颖著:《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奥原敏雄诸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及附图28

[45] 杨仲揆著:《琉球古今谈——兼论钓鱼台问题》,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18页。

[46] 同前注。

[47] 明朝最早派往琉球的册封史应该在1362年,但是由于火灾1534年以前的册封史记录已无从查考,所以目前有据可考的册封史记录为15341866年间陈侃(1534)、郭汝霖(1561)、萧崇业(1579)、夏子阳(1605)、杜三策(1633)、张学礼(1663)、汪楫(1683)、徐葆光(1719)、周煌(1756)、李鼎元(1800)、齐鲲(1808)、赵新(1866)等14次册封13套册封史记录。

[48] 陈侃:《使琉球录》“夕间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萧崇业、谢杰:《使琉球录》“夷稍上桅以觇,云间隆隆起着,非古米即叶壁山也。舟中人举觞相慰见山酒”;夏子阳、王士祯:《使琉球录》“望见古米山,夷人甚喜,以为渐达其家”;胡靖:《杜天使册封琉球真记奇观》“薄暮过姑米山;深夜姑米山夷远望封舟,举火闻之马齿山,马齿山闻之中山”;周煌:《琉球国志略》“见姑米山,夜,姑米山人登山举火为号,舟中人以火迎之”,引自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中篇第二章附乙表“中国册使‘海行日记’”所记中琉领属岛屿暨海上自然疆界综览。

[49] 张学礼:《使琉球记》“浪急风猛,水飞如立;水色有异,深青如蓝,有白水一线,横亘南北,过分水洋矣,此天之所以界中外者。”;汪楫:《使琉球杂录》“薄暮过礁(或作沟,原注)问郊之意何取?曰:中外之界也。界于何辨?曰悬揣耳。然顷者恰当其处。”;周煌:《琉球国志略》“过赤洋,是夜过沟祭海”;李鼎元:“入夜周人禀祭黑水构。遂令投生羊豕,焚帛奠酒以祭,无所用兵。”;齐鲲:《续琉球国志略》“又行船四更五,过沟祭海。申刻转西北风,船欹侧危甚”。同上注。周煌:《琉球国志略》“『琉球』寰岛皆海也,海面西距黑水构与闽海界,福建开洋自琉球毕竟沧水过黑水。”引自邵汉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对钓鱼台/尖阁列屿主权争议之评析》,载于黄兆强主编:《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东吴大学20046月版,第346页。

[50] 郭汝霖:《重刻使琉球录》“午刻得风乃行,见土纳已山。士纳已山,琉球之案山,其中多礁”,同上注。另郭汝霖:《使琉球录》“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即可望姑米山。”;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古米山,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引自邵汉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对钓鱼台/尖阁列屿主权争议之评析》,载于黄兆强主编:《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东吴大学20046月版,第341343页。另:郭汝霖《使琉球录》中的图纳已山为“度那奇山”,现名“渡各喜岛”,TONAKI

[51] “黑水沟”即冲绳海槽,之所以在史录中一直被成为“黑水沟”,据海洋地质地理的考证,乃是因为海槽两侧之中国大陆架和琉球诸岛水深均不超过200米,而冲绳海槽水深最深处达2270米,故而肉眼看到的海水的颜色在此处骤然变为深蓝色,故而得名。对于其名称“冲绳海槽”,论述亦多有错误表述为“琉球海沟”的,关于地理用词之确证,邵汉仪曾求证于台湾国际法学者马英九,见邵汉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对钓鱼台/尖阁列屿主权争议之评析》,载于黄兆强主编:《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东吴大学20046月版,第347页。

[52] 邵汉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对钓鱼台/尖阁列屿主权争议之评析》,载于黄兆强主编:《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东吴大学20046月版,第346页。

[5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折奏外交类第1066号,转引自吴天颖著:《十九世纪后期日本侵略中国钓鱼列屿始末》,载于程家瑞主编:《钓鱼台列屿之法律地位》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年版,第250页,注11,亦参见邵汉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对钓鱼台/尖阁列屿主权争议之评析》,载于黄兆强主编:《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东吴大学20046月版,第347页。

[54] 徐葆光“咨访五六月,又与大夫蔡温,遍游中山山南诸胜,登高四眺……再三讨论,始定此图”(卷四,第21页。)“三十六岛,前录未见,惟张学礼记云:赐三十六姓,教化三十六岛。其岛名物产则未及也。今从国王所,请示地图。王命紫金大夫程顺则为图,径丈有奇,东西南北,方位略定。然但注三十六岛图名而已。其水路里程之远近,土产之硗瘠,有司受事之定制,则俱未详焉。葆光周咨博采,丝联黍合,又与中山人士,反复互定,今虽略见眉准,恐舛漏尚多。加详审定,请俟后之君子。”(卷四,第910页)转引自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52353页。

[55] 1741年日本学者河津佑昌将《中山传信录》缩编为《中山记略》在日本出版,书中原图照录了徐葆光的《琉球国图》和《琉球三十六岛图》;1766年日本人冈瑞卿在日本翻印《中山传信录》作为日本人全面了解琉球之指南;1769年日本人冈村登受著《中山物产考》,书中除将土噶喇七岛补录如地图外基本完全照录了徐葆光《琉球三十六岛图》。见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55页。

[56] 奥原敏雄:《尖阁列岛领有权问题》,载于《冲绳·季刊》1970年第56号《尖阁列岛特集》。

[57] 见吴天颖著:《甲午战前钓鱼列屿主权归属考——兼质奥原敏雄诸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页。

[58] 同上注,第95页,及附图28

[59] 邵汉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对钓鱼台/尖阁列屿主权争议之评析》,载于黄兆强主编:《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东吴大学20046月版,第346页。

[6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折奏外交类第1066号,转引自吴天颖著:《十九世纪后期日本侵略中国钓鱼列屿始末》,载于程家瑞主编:《钓鱼台列屿之法律地位》,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年版,第250页,注11,亦参见邵汉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对钓鱼台/尖阁列屿主权争议之评析》,载于黄兆强主编:《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东吴大学20046月版,第347页。

[61] 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652页、658页,附图27、附图33

[62] 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奥援敏雄诸教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2-64页。

[63] 可参见日本冲绳县令西村舍三致内务卿山县有朋的文书、日本外务卿对内务卿关于在久米岛及另外两岛建立国标照会的答复。两文书原文如下:(录入之文字系本文作者参照各个不同译本,斟酌确定取最贴近原文意思者) 日本冲绳县令西村舍三致内务卿山县有朋的文书 第三一五号 关于对久米赤及另外两岛调查情况的呈文

内务卿伯爵山县有朋阁下:关于调查散落在本县与清国福州间的无人岛一事,依日前对在京的本县森大书记官的密令进行调查,其概要如附件所示。久米赤岛、久场岛及鱼钓岛自古乃本县所称之岛名,又为邻近本县所管辖的久米、宫古、八重山等群岛之无人岛屿,纵将其置于冲绳县下虽无妨碍,但因其与往日所呈报之大东岛(位于本县与小笠原岛之间)地理条件不同,不能没有与《中山传信录》所载的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为同一岛屿之疑虑。如果真为同一地,则早已为清国册封旧中山王之使船知其详情,而且还分别对其付以名称,作为琉球航海的指标之事实至为明显。因此,此次是否与大东岛一样调查之后即建立国标令人忧虑。伺十月到该两岛之雇用船出云丸归航时,当尽速将实地调查之情形呈报。至于设立国标之事,并请示遵。 昭和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冲绳县令西村舍三 日本外务卿对内务卿关于在久米岛及另外两岛建立国标照会的答复 亲展第三八号 内务卿伯爵山县有朋阁下 经冲绳县对散落在该县与清国福州间无人岛——久米赤岛及另外两岛的实际调查,于本月9日以附甲第38号就建立国标进行商议。几经熟虑后,认为右开各岛屿靠近清国国境,非以前调查过的大东岛可比拟,其周围看似很小,清国竟付有岛名。近来清国报纸等盛载我政府占据台湾附近的清国属岛之传言,对我国怀有猜疑。于频频敦促清政府注意之际,我们若于此遽尔公然建立国标,反易招致清国之猜忌。当前仅须实地调查港湾形状及开发土地物产之可能性,做成详细之报告。至于建立国标之事须伺他日时机。请诸位注意,已调查大东岛一事及此次调查之事恐不刊载官报及报纸为宜。上述答复顺申拙官意见。追申:望处理后,返还此文件。 外务卿井上馨 明治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以上资料出自《日本外交文书》,转引自浦野起央、刘苏朝,植荣边吉编:《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汇编》,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20019月第1版,第164166页。参见林金茎:《国际法问题:钓鱼台问题之国际法》,载于程家瑞主编:《钓鱼台列屿之法律地位》,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年版,第182184页;吴天颖著:《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奥原敏雄诸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105页。

[64] 关于冲绳县令奉命调查一事的历史背景,参见奥援敏雄:《尖阁列岛特集第二集》,载于《冲绳》季刊,197212月第63期,第114115页,转引自,吴天颖:《十九世纪后期日本侵略中国钓鱼岛始末》,载于程家瑞主编:《钓鱼台列屿之法律地位》,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年版,第272273页。

[65] 该报告是冲绳县令向内务卿山县有朋的第315号报告的基础,其原文如下:所谓ヱクソ(yukun)岛在久米岛偏午未之间,岛长约一里七八合程,宽约八九合程,距久米岛约百七八里岛程。岭上松木、樫木及其它树木生长繁茂,且山中有流水,海岸边有广阔码头及船只碇宿所。诸鸟群飞,来船上与人交接,拾捡食物,并无恐惧,尤其鲛、鲭等族群聚集船头潮崖之下,用绳套挂住鲛鱼之尾往上一举就能捉住。引自吉田东伍著:《大日本地名辞书续编》,富山房,1909年版,第618619页,转引自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726页。

[66] 日本冲绳县令西村舍三致内务卿山县有朋的文书 第三一五号 关于对久米赤及另外两岛调查情况的呈文 内务卿伯爵山县有朋阁下:关于调查散落在本县与清国福州间的无人岛一事,依日前对在京的本县森大书记官的密令进行调查,其概要如附件所示。久米赤岛、久场岛及鱼钓岛自古乃本县所称之岛名,又为邻近本县所管辖的久米、宫古、八重山等群岛之无人岛屿,纵将其置于冲绳县下虽无妨碍,但因其与往日所呈报之大东岛(位于本县与小笠原岛之间)地理条件不同,不能没有与《中山传信录》所载的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为同一岛屿之疑虑。如果真为同一地,则早已为清国册封旧中山王之使船知其详情,而且还分别对其付以名称,作为琉球航海的指标之事实至为明显。因此,此次是否与大东岛一样调查之后即建立国标令人忧虑。伺十月到该两岛之雇用船出云丸归航时,当尽速将实地调查之情形呈报。至于设立国标之事,并请示遵。 昭和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冲绳县令西村舍三 《日本外交文书》,转引自浦野起央、刘苏朝,植荣边吉编:《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汇编》,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20019月第1版,第164166页。

[67] 《冲绳·季刊》19721263期,《尖阁列岛特集第二集》,第114115页,转引自吴天颖:《十九世纪后期日本侵略中国钓鱼列屿始末》,载于程家瑞主编:《钓鱼台列屿之法律地位》,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年版,第273页。

[68] 关于山县有朋向大政官的申请报告原文如下:内务卿伯爵山县有朋阁下 向大政官申请案 关于就调查散在冲绳县与清朝福州间之无人岛久米赤岛两岛之事项,正如别纸所附该县令呈文所报:右诸岛虽与中山传信录之岛屿为同一,然其仅供航海上之判识方向坐标用,其它丝毫皆无属于清国之证据痕迹,而且其名称也是彼我所唱各异,因此冲绳县于实地调查接近冲绳县所辖宫古八重山等之无人岛屿后,认为于其上建立国标无碍。此特检附调查书类附件恭请鉴查赐复。 大政大臣 十月二十一日发送,载于林金茎:《国际法问题:钓鱼台列屿之国际法》,载于程家瑞主编:《钓鱼台列屿之法律地位》,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年版,第183184页。

[69] 光绪十一年七月廿八日上海《申报》内容如下:台岛警信:《文汇报》登有高丽传来消息,谓台湾东北之海岛,近有日本人悬日旗于其上,大有占踞之势。未悉是何意见,姑录之以侍后闻。转引自吴天颖著:《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奥原敏雄诸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页。

[70] 西村舍三的报告原文如下:辖下无人岛之事,曾奉命调查提出如别纸所附之复命书。关于在该岛建立国标之事如前呈述,因其与清朝不无关系,万一滋生事端,难以善后,应如何处理,敬请示遵。 昭和一八年一一月二四日 冲绳县令西村舍三,参见林金茎:《国际法问题:钓鱼台列屿之国际法》,载于程家瑞主编:《钓鱼台列屿之法律地位》,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年版,第185页。

[71] 原文如下:内务卿伯爵山县有朋殿 明治一八年一一月三零日 内务卿伯爵山县有朋 外务卿伯爵井上馨阁下钧鉴 依书面之理由现不可建设国标此令 两卿(内外务卿),转引自:林金茎:《国际法问题:钓鱼台列屿之国际法》,载于程家瑞主编:《钓鱼台列屿之法律地位》,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年版,第184185页。

[72] 1894年的5月在冲绳县知事奈良原繁给内务省的回禀中,还清楚表示:“自(明治)十八年中派县属警察勘查以来,就不曾再做实地勘查,因之难有确实情报。关于该岛之旧记书类以及其它属于我国之明文佐证或者口碑传说等均付之阙如”,“仅有与此等岛屿相关之证明乃冲绳县之渔民早期偶自八重山航行至此南方各岛渔猎”。张启雄提供之藏于日本东京外交记录办公室之资料,转引自邵汉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对钓鱼台/尖阁列屿主权争议之评析》,载于黄兆强主编:《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东吴大学20046月版,第384385页。

[73] 原文如下:关于鱼钓岛及另外两道所辖决定的请示 甲第1 呈送内务卿(大臣) 关于临近本官管辖下八重山群岛内石垣岛的无人岛——鱼钓岛及另外两岛,明治18125日已经对同年115日目第384号请示作出批示。上述岛屿为无人岛,迄今尚未确定其管辖。近年因取缔水产作业之需求,故八重山岛官署报请确定其归属。借此机会,请求将其划归本馆管辖下之八重山官署管辖。 知事 明治23113日,载于以及浦野起央、刘苏朝,植荣边吉编:《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汇编》,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2001年版,第167页。

[74] 海军水路部第210号海图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出版于1888721日,后一版本出版于1897321日,此文中提到之210号海图应当系1888年版本,但是此版本中根本无钓鱼岛之名。参见邵汉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对钓鱼台/尖阁列屿主权争议之评析》,载于黄兆强主编:《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东吴大学20046月版,第392393页。

[75] 转译自邵汉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对钓鱼台/尖阁列屿主权争议之评析》,载于黄兆强主编:《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东吴大学20046月版,第389390页。

[76] 吴天颖著:《甲午战前钓鱼列屿主权归属考——兼质奥原敏雄诸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77] 浦野起央、刘苏朝,植荣边吉编:《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汇编》,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2001年版,第168-171页。

[78] 同上注,第377页。

[79] 古贺辰四郎的关于申请租用久场道等尖阁诸岛的申请,载于《季刊冲绳》第63号,转引自以及浦野起央、刘苏朝,植荣边吉编:《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汇编》,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2001年版,第171175页。

[80] 中村胜范:《美日安保条约与尖阁诸岛》,载于程家瑞主编:《钓鱼台列屿之法律地位》,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年版,第7677页。

[81] 高桥庄五郎著:《尖阁列岛笔记》,东京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转引自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575576页。

[82] 详情参见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中篇第四章“琉球久场岛、久米赤岛考”之附表“琉球马齿山赤岛(庆良间列岛)岛屿名称变异表——揭开久米赤岛、阿嘉岛之谜”及该书中篇第一章附录一:“中国、琉球、日本三国文献所记《琉球三十六岛》综览图”。

[83] 关于上述岛屿的名称,可参见1785年林子平绘《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图》、1810年山田联绘《地球舆地全图》、秋岩源翚撰《琉球入贡纪略》之《(琉球)三十六岛之图》、18811883年日本内务省地理局监修《大日本府县分辖图》第十四图《冲绳县图》、1897年日本帝国海军水路部长肝付兼行印行之《第二百十号海图》、日本帝国陆地测量部测绘《土噶喇及尖阁群岛》图。以上各图见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附图之29a29b36a36b385962,以及该书中篇第三章后附表:“中国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名称源流暨变异综览表——仅以中西地图为中心揭开日本‘尖阁列岛’之谜”。

[84] 王铁崖、李适时、汤宗舜、周仁翻译,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74页。

[85] 同前注。See also MalcolmN. Shaw, 5 the dn, International Law,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424-425.

[86] 王铁崖、李适时、汤宗舜、周仁翻译,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74143页,注320

[87] 伊恩布朗利著:《国际公法原理》,第五版,曾令良、余敏友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88] 见前注,第148页。

[89] 同前注。

[90] See PCIJ, Series A/B, NO.53, 1933 http:// www. worldcourts. com/ pcij/ eng/ decisions/ 1933.04.05_greenland

[91] Malaysia/ Indonesia,ICJReports,2002,Para,140 Botswana /Namibia, ICJ Reports, 199, PP1045, 1105 Anglo-NorwegianFisheriesCase,ICJReports,1951,PP116.184.参见伊恩布朗利著:《国际公法原理》,第五版,曾令良、余敏友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92] Malcolm N.Shaw, 5 the dn, International Law,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432.

[93] Ibid.

[94] 拉丁文为Terra Nullius,根据Black’s Law Dictionary第八版的解释为:“不属于任何特定国家的土地,英文原文为 Aterritory not belonging to any particular geographical area. See Bryan A. Garnered, 8thedn, Black’s Law Dictionary,USA, Thomson West, 2004, P1512.

[95] Malcolm Shaw, 5 the dn, International Law, Peking University Press,China, P413.

[96] 伊恩布朗利著:《国际公法原理》,第五版,曾令良、余敏友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97] 同前注,第193页。

[98] Minquiers and Ecrehos Case, ICJRep (1953), P47. See also, the Clipperton Island case(1931) reported inAJ, 26(1931), P390. Also the Rann of Kutch Award (1968), ILR, 50, P2.

[99] 马英九:《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正中书局,19861月版,第24页。

[100] 浦野起央、刘苏朝,植荣边吉编:《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汇编》,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2001年版,第377页。

[101]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运输成本高涨,加上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古贺家族退出在钓鱼岛等岛屿的开发活动,此后钓鱼打等岛屿重新回到无人岛状态。参见绿间荣著:《尖阁列岛》,那霸红树社,1984年出版。原载于绿间荣:《尖阁列岛周围海域的开发和法理》,《冲绳法学》第8号,1980年。

[102] 西村舍三认为前述岛屿属于中国的证据还可参见西村舍三《南岛记事外编》干卷序言,该序言称:“……由大隅群岛、屋久岛之前后,初经吐噶喇群岛即七岛,过奄美群岛即大岛五岛,达于冲绳群岛,诸岛联接,项背相望,远者二十里内外,近者五六里前后,所谓岛浦相传也;刳舟来往必须注意地形之状,其它绝海洋二三百里间,有一片岛影,于航海中被认定是中国地方,当时舟楫之利未开。”转引自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99页。

[103] 林金茎:《国际法问题:钓鱼台列屿之国际法》,载于程家瑞主编:《钓鱼台列屿之法律地位》,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年版,第183184页。

[104] 参见1895年冲绳县知事奈良原繁致内务大臣井上馨和外务卿陆奥宗光的回禀,在该回禀中,奈良原繁称:“自十八年中派县属警察勘查以来,就不曾再做实地勘查,因之难有确实情报。关于该岛之旧记书类以及其它属于我国之明文佐证或者口碑传说等均付之阙如。”“仅有与此等岛屿相关之证明乃冲绳县之渔民早期偶自八重山航行至此南方各岛渔猎。”可见1895年前,日本国在钓鱼岛上无任何主权行使之行为。张启雄提供之藏于日本东京外交记录办公室之资料,转引自邵汉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对钓鱼台/尖阁列屿主权争议之评析》,载于黄兆强主编:《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东吴大学20046月版,第384385页。另参见18941215日日本冲绳县令(Director of the Prefectur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以秘文(秘133号)向内务省请求在冲绳建立界标的请示,请示中对于钓鱼岛诸岛的地理位置和主权归属状况的表述竟然是模模糊糊:“有关鱼钓岛、久场岛等岛屿之地理历史已有所调查,并获大略。似乎上述二岛为海军水路部210海图中位于八重山群岛东北之和平山与钓鱼岛。依某水路部官员的口述,此二岛似无任何国家宣称占有。就位置言,可推定上述岛屿应为冲绳群岛之一部分。初始调查之方式如本节所述。)”转译自邵汉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对钓鱼台/尖阁列屿主权争议之评析》,载于黄兆强主编:《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东吴大学20046月版,第389390页。

[105] 参见日本冲绳县令西村舍三致内务卿山县有朋的文书、日本外务卿对内务卿关于在久米岛及另外两岛建立国标照会的答复。

[106] 参见日本外务卿对内务卿关于在久米岛及另外两岛建立国标照会的答复,该答复除标明秘密“亲展”外还特意强调:“请诸位注意,已调查大东岛一事及此次调查之事恐不刊载官报及报纸为宜。上述答复顺申拙官意见。追申:望处理后,返还此文件。”

摘自《日本外交文书》,转引自浦野起央、刘苏朝,植荣边吉编:《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汇编》,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20019月第1版,第164166页。参见林金茎:《国际法问题:钓鱼台问题之国际法》,载于程家瑞主编:《钓鱼台列屿之法律地位》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年版,第182184页;吴天颖着:《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奥原敏雄诸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105页。

[107] 参见大成永保、西村舍三报告。

[108] 参见日本外务卿对内务卿关于在久米岛及另外两岛建立国标照会的答复,中称:“至于建立国标之事须伺他日时机。”

[109] 转译自邵汉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对钓鱼台/尖阁列屿主权争议之评析》,载于黄兆强主编:《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东吴大学20046月版,第389390页。

[110] 吴天颖著:《甲午战前钓鱼列屿主权归属考——兼质奥原敏雄诸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111] 浦野起央、刘苏朝,植荣边吉编:《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汇编》,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2001年版,第168-171页。

[112] 同上注,第377页。

[113] 见前文引注。

[114] 见前文引注。

[115] 《日本外交文书》,1950年版,第24卷,转引自贾俊琪、于伟译,井上清著:《钓鱼岛:历史与主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另关于日本在1876年将小笠原诸岛并入领土范围时,日本政府曾经将并入之事件通知各国公使,见高桥庄五郎著:《尖阁列岛笔记》,东京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转引自邵汉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对钓鱼台/尖阁列屿主权争议之评析》,载于黄兆强主编:《钓鱼台列屿之历史发展与法律地位》,东吴大学20046月版,第407页。

[116] 林金茎:《国际法问题:钓鱼台列屿之国际法》,载于程家瑞主编:《钓鱼台列屿之法律地位》,东吴大学法学院1998年版,第186页。

[117] 1971123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钓鱼岛的主权声明》,参见19711231《人民日报》。

[118] 也许这种情形的出现是作者阅读和获取资料的范围的限制所导致,但是很有可能的是中国缺乏相关的历史资料记载。

[119] 参看鞠德源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岛列屿主权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月版,下册附图:图68a,68b,图69a,69b

[120] 无论依据开罗宣言中所宣称之“窃取于中国之领土”抑或“其它日本以武力或者贪欲攫取之土地”。《开罗宣言》:“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者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它日本以武力或者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参见丘宏达编着:《现代国际法参考文件》,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926-927页。“Japan shall be stripped off…all territory Japan has stolen from the Chinese, such as Manchuria,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shall be restored to Republic of China.Japanwill also be expelled form all other territories which she has taken by violence and greed…” se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 P448.

[121] 郑舜功为明朝嘉靖年间,明朝皇帝派往日本的使者,《日本一鉴》为其返回中国之后对其出使经历的记载。关于《日本一鉴》的内容,参见浦野起央、刘苏朝,植荣边吉编:《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汇编》,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2001年版,第7页,及附图1-3

[122] 见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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