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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钓鱼岛归属问题的初步意见
日期: 2016-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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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本善[1]

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简称钓鱼岛)领土之争,焦点在甲午战前该岛屿究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还是无主之地。

一、钓鱼岛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

该岛屿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5个无人小岛和3个小礁组成,散布在东经123度30分至124度30分、北纬25度44分至56分之间,位于台湾东北大约102海里处;在地质上和花瓶屿、棉花屿、彭佳屿一起,为台湾的附属岛屿。同时,该岛屿又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南边缘上,同八重山、宫古等琉球群岛以水深2700公尺的冲绳海槽相隔,而使该海槽成为中琉之间的天然分界线。

由于钓鱼岛正好位于来自赤道附近流向日本和朝鲜的暖流必经之地,而从赤道方向吹来的南风(信风)也路经这里,且该岛屿海域又正好位于来自太平洋、路经这里的台风行径抛物线的转向点上,因此使台风经常在这里突然出现一个暂停时间,然后继续移动的现象。由于这些现象,就使黑潮在到钓鱼岛海域时,因风向和海岸冲击,导致了由西向东南回流而停滞若干时间,然后继续向东北方向奔流。这样,每到夏季,就使钓鱼岛海域成为好渔场,也使福建沿岸和台湾渔民能乘顺潮顺风之便,到钓鱼岛海域进行捕捞作业。相反,在这个季节里,琉球的渔民由于是逆潮逆风,在明清时代,根本不可能来到这里。这就是中国人发现和命名钓鱼岛,并能加以利用的重要条件。

二、钓鱼岛是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的

首先,在现存史料中,钓鱼岛最早见于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一书中:“福建往琉球,太武放洋……用乙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其次是与明朝讨伐倭寇有关的两部文献《筹海图编》和《日本一鉴》等证明,钓鱼屿、黄毛山、赤屿等已列入当时中国海防以内;后者还明确指出:“钓鱼屿,小东(即台湾)小屿也。”

特别是自明洪武五年(1372)至清同治五年(1866)近500年间先后由朝廷派遣的24届册封琉球王的“天使”撰写的《使琉球录》,留下了有关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的大量第一手史料。由于使录是使臣以“亲历其地,目击其事”、撰述成书、上报朝廷、存于“史馆”、以便后来查阅的,因此,它们是当时的官方文件,而并非什么个人游记之类。

综合使录记载:册封使船(封舟)有时也用“鸟舟”(战船),搭载文武官员四五百人(其中战将和士兵200人,以防海盗或倭寇)。封舟均在夏至时从福州出海,以基隆、彭佳屿、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为标记,从北面通过。但过赤尾屿后,进入“黑水沟”到姑米山这一段,既是多风浪的险域,也是中琉的交界,这时琉球的“迎客船”要到这里接应。因此封使特别注意这一海域,并详加记载,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可惜,自明洪武五年(1372)至成化十五年(1479)的前11届使录皆因火灾烧毁无存,因此,我们只好从第十二届使节陈侃使录说起。

第十二届册封使陈侃在明嘉靖十三年(1534)的《使琉球录》中写道:五月“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然顺流而下,亦不甚动,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程,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

第十三届册封使郭汝霖的《琉球使录》(嘉靖四十一年〈1563〉)称:“(嘉靖四十年五月)二十九日,至梅花所开洋……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尾屿。赤尾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矣。”

第十四届册封使萧崇业的《使琉球录》(明万历七年〈1579>)中,节载了郭录上述部分,并在记载琉球国土时,明确写道:“……南有太平,西有古米,……东北有硫磺、叶壁……。”而他的副使谢杰著《使琉球录撮要补遗》(1579)中写道:“封船自西徂东,自东还西,乃冲横浪万余里;去由沧水入黑水,归由黑水入沧水。”第一次记载了“黑水沟。”

第十五届册封使夏子阳的《使琉球录》(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中写了航行中经过鸡笼、彭佳山、钓鱼屿、黄尾屿后的过沟情形:“(五月二十七日)是夜风急浪狂,舵牙连折,连日所过皆深黑色,宛如浊沟积水,或又如靛色,忆前使录补遗称,去由沧水入黑水,信哉言矣。”

第十七届册封使,也是清朝第一任册封使张学礼,在其《使琉球记》中也记载,去时过赤尾屿后,由于风浪,“大桅决,铁箍失二三。”回程刚过姑米山,又遇大风浪,“飓作暴雨,船倾侧危甚,桅左右欹侧,龙骨忽折半截,不相连接,船益危侧,哭声震天。”

第十八届册封使汪楫的《使琉球杂录》(康熙二十二年<1682>),不仅描述“黑水沟是险境,而且首次指出该处是“中外之界”,明确了中琉两国分界线的所在,有重要意义。他写道:六月“二十四日天明,见山则彭佳山也。……辰刻过彭佳山,酉刻遂过钓鱼屿,船如凌空而行……二十五日见山,应先黄尾后赤屿,无何遂至赤屿,未见黄尾屿也。薄暮过郊(或作沟),风涛大作,投生猪羊各一,泼五斗米粥,焚纸船,鸣钲击鼓,诸军皆甲,露刃,俯舷作御敌状,久之始息。问郊之义何取?曰中外之界也。界于何辨?曰悬揣耳。然顷者恰当其处,非臆度也。”文中最后的问答一段很重要,因为这里谈到了“中外之界”。如果我们联系到陈侃所说:“见姑米山乃属琉球者”,郭汝霖说的“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那么,这里的“中外之界”所指,只能是中琉两国的分界。就让我们看看这里的问答是什么意思?

问:“郊(或沟)是什么意思呢?”

答:“这是中外的分界。”

进而又问:“这个分界如何来辨别?”

答者回答说:“只不过是凭空推测而已。”

如果引用到这里,这个“中外(琉)之界”就成了无头案。因此,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不可放过。因为这里作者汪楫根据实地做出了明确的判断:“然而,恰好正是刚才所到之处,这并非是出于主观推测。”(按:这恰恰是今天叫做冲绳海槽的一条水深二三千公尺的深水沟,也就是中国东海大陆架与八重山、宫古两群岛的自然分界线)。

第十九届册封使是海宝,副使是徐葆光(翰林院编修),其撰写的《中山传信录》(康熙五十八年<1719>),在所有使录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这是由于,徐葆光此行负有测绘琉球地图的使命,并带去两名测量官平安和丰盛额,在琉工作8个多月,达252天,创封使留琉最长纪录。在此期间,他向琉球国王“请示地图”,然后,“周咨博采、丝联黍合,又与中山人士,反复互定”,绘制空前详尽的《琉球三十六岛图》,并撰写《图说》。这里的中山人士主要指当时琉球大学问家、紫金大夫程顺则。因此这个地图和图说,可以说是中琉双方权威人士共同审定的官方文书。徐在图说中还对三十六岛做了详细的分区说明,即分为:东四岛,正西三岛,西北五岛,东北八岛,南七岛,西南九岛。其中在“西南九岛”最后,特加说明:“国人称之,皆曰八重山,此琉球西南属界也”,其中并无钓鱼岛、赤尾屿等。此外,在《针路图》中,自西向东列出:澎湖、鸡笼山、花瓶屿、彭佳屿、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姑米山等,并标出了路程。同时他还引用了程顺则的《指南广义》一书中有关从福州往琉球的航线。从开洋经鸡笼头、花瓶屿、彭家山、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在姑米山后加注说:“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而在回程中又写了过姑米山“过沟祭海神”,肯定了上述汪楫的说法。总之,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是一部重要的琉球史地著作,即使在琉球人和日本人之间也流传很广,1831年还出版过日文版本,直到明治时期也是日本人了解琉球情况的重要来源。

第二十届册封使全魁,副使周煌撰写的《琉球国志略》(乾隆二十一年<1756>)也很重要。该使录对以往的使录不完备之处一一做了补充和更正。他写道:“琉球四面皆海也。西方之海由黑水沟相隔;黑水沟者为与闽海之界也。”他在过黑水沟处,重复了汪楫说的“问沟之义?曰中外之界也。”

第二十一届册封使是赵文楷,但由其副使李鼎元所写的《使琉球记》(嘉庆五年<1800>),却企图否定黑水沟的存在。李鼎元根本不重视前人在过赤尾屿后才入黑水沟,相反,在过钓鱼台后即祭海,当然就“莫知沟所”了。而琉球人说他们往来不知有黑水沟,望见钓鱼台即祭海。李不去查前使录,反而轻信了。但该封舟于十月二十五日从那霸出海回国,当天酉刻过姑米山,“视海面深黑,天水遥接,岂即所谓黑沟耶?抑来者皆耳食,未敢亲视,遂妄生奇异耶?是皆未可知,以余目击,固无他异。”实际上,过姑米山,“视海面深黑”处,正是黑水沟所在。

第二十二届册封使齐鲲的《续琉球国志略》(嘉庆十三年<1808>)闰五月十三日条明确记载:“午刻见赤屿,又行船四更五,过沟祭海。”短短一句话,纠正了李鼎元在错误地点得出的错误结论。

至于第二十三、二十四两届,即最后两届册封使林鸿年和赵新的使录(道光十八年<1838>和同治五年<1886>),由于轻信琉球船员的话,使用了琉球人这时的称呼,把黄尾屿叫做“久场岛”,把赤尾屿叫做“久米赤岛”,但连他们也知道中琉国界的所在。如赵新在使录中写道:“于(同治)五年六月十九日,(封)舟抵球界姑米山外洋。”“该岛有小船数十只来引。”后者即琉球的“迎客船”。

三、钓鱼岛在明清时代是中国领土,不仅为琉球国的正史所承认,甚至在日本也可找到旁证

首先,琉球国第一部正史《中山世鉴》(1650年)全文不加删节地引述了上述陈侃使录,表明承认了陈侃的说法;其次,程顺则所著《指南广义》有关部分也是明证;最后,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中的《琉球三十六岛图》和《针路图》,乃是徐和程合作的产物(如上所述),也是一个重要证据。

至于说在日本也有旁证,第一件是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1785年)。其中不仅把琉球三十六岛一一绘出,并标明各岛属于琉球某岛支配,但其中不包括钓鱼岛;而且,还把花瓶屿、彭佳山、钓鱼台、黄尾山、赤尾山绘成了和中国大陆同样的“赤色。”有人以林子平所绘地图中把台湾、“满州”绘成同中国不一样的颜色为由,企图否定其价值,因此有必要再说几句。原来,该书对地图的颜色作了明确规定:“绿(内地、满州)、褐(虾夷、琉球)、黄(朝鲜、台湾)、赤(无人岛、中国、勘察加半岛)”。其中的“无人岛”,则专指小笠原岛。那么,林子平为什么把中国的东北、台湾绘成了和中国不同的颜色呢?我认为这应从林子平的“国防”思想中寻求答案。他认为:日本的国防在海上,要保卫日本,首先要“确保”“满州”,其次是虾夷和琉球,再次是朝鲜和台湾。因此,如果说上述的各种颜色反映了林子平的国防思想并非现实的话;那么,把无人岛(小笠原)、中国(包括钓鱼岛)和勘察加等绘成赤色,则是反映了当时的客观实际吧。

第二个旁证,就是1885年日本的两份官方文件:冲绳县令的一份报告和外务卿井上馨的一份秘密文件,对内务卿山县有朋提出要“立即树立国标”的“鱼钓岛”、“久场岛”、“久米赤岛”,并没认为是“无主之地”。前者提出这三个岛“即系《中山传信录》中所载之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同一岛屿”,“不仅为清国册封旧中山王使船所熟悉,且复各有命名”;后者进一步指出:“此等岛屿既靠近清国国境”,“而且清国已各定有岛名”,“近时清国报刊对我政府抱有猜疑”。实际承认钓鱼岛是“台湾附近清国所属之岛屿”。

四、按国际法规定,钓鱼岛也是中国的领土

首先,先占法理规定要具备四个要件:第一,先占的主体必须是国家;第二,先占的客体必须是无主的土地;第三,主观上的必要条件,是国家必须作出领有的意思表示;第四,客观上的必要条件,是必须进行有实效的占有。原始发现是一种初步的法律根据,其后如果没有继续进行有实效的占有,领土的取得就不能成立。但对有实效占有的实现程度,要根据实际情况;如果该地因地理等条件不适于人类居住,那么,只要通过军舰或官船进行巡逻,使国家的职能达到该地,也就构成了先占。由于钓鱼岛等岛屿是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几个很小的荒岛,因此,在明清时代中国人既无法定居,也不可能从物质上占有,更没有必要和可能从政治上加以占有。但是中国早在14世纪最早发现、命名,并证明它是中国领土,而且当时中国人能经常到该岛海域捕鱼,到岛上采药,特别是明代把该岛屿纳入海防范围,并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一直到清同治五年(1866年),在长达500年间,连续24次派出“封舟”(官船),以该岛屿为指标,在它的北面通过,船上还有200名武装将士(这也可谓明清时代的定期巡逻),难道所有这一切,还不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使中国的国家职能达到该地,因而构成了有实效地占有吗?如果从这个近代法理的要求来说,也许可以叫做最低限度地实现了有效占有;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说它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有效占有,也不为过。

五、日本政府趁甲午战争之机,窃取了中国领土钓鱼岛;1945年接受波茨坦公告,理应把钓鱼岛归还中国

日本政府对于窃取中国领土钓鱼岛,有一个说法:“尖阁诸岛,是自明治18年以来政府通过冲绳县当局等途径,再三进行实地调查,在慎重地确认了该诸岛不仅是无人岛,而且没有清国统治达到的痕迹之后,根据明治28年1月14日的阁议决定,在当地树立标柱,正式编入我国领土之内的(日本外务省《关于尖阁诸岛的领有权问题》)。”

那么,就让我们根据客观历史事实,来看看日本政府究竟是怎样调查的?又是怎样慎重确认的?最后,又是怎样正式编入领土的?

所谓冲绳县再三实地调查,第一次是1885年(即明治18年)上述的冲绳县令的那份报告后,在“勘查”之后又向内务卿呈文说:“该岛屿与清国不一定没有关系”,因此担心立即树立国标,必将“发生纠葛”;而井上馨在该文件中也担心“贸然公开树立国标,必招致清国之疑虑。”因此,他提议“树立国标”一节“应待他日相机行事。”而1890年和1893年另外两位冲绳县知事两次向内务大臣提出的申请,不但没有调查该岛屿与清朝的关系,相反,全部删除有关清朝字样,而且把该岛屿说成“邻近本县所辖八重山群岛之无人岛等三个岛屿”。

这就是所谓的“再三进行的实地调查”的真相。那么,是否搞清了钓鱼岛、黄尾屿(不知为什么这时把赤尾屿除外了)的情况呢?答案是:冲绳县一直到1894年,还承认“该岛是否属于帝国所有不明确”。

但是,就在冲绳县那两次申请分别过了3年或1年多之后,1894年12月27日,内务大臣野村靖在一个“秘(红字)”级文件中写道:“关于久场岛、钓鱼岛树立所属标桩事,……因今日与当时(指1885年)形势不同,故拟以另文件将此事提交内阁会议审议。”而且,他在提案中又把钓鱼岛说成“位于冲绳县内八重山群岛西北方”

上面引文中的着重点是作者加的。那么,所谓的“慎重地确认了没有清国统治的痕迹”的“痕迹”,又在哪里呢?难道是钓鱼岛从1885年的“靠近清国国境”,到1890年搬到了“邻近八重山”?到1894年又搬到了位于冲绳县内“八重山”西北方?要用完全避开它与清朝关系的办法,说什么“没有清国统治的痕迹”这个办法当然很便当,但这句话如果在1894年去说,也许还能算作一个“证据”,但拿到100年后的今天来说,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至于日本政府从1885年经过10年之久才作出“阁议决定”,这的确是够慎重了,而为什么要这样慎重呢?这是今天日本政府在公开场合要极力加以避讳的问题;倒是上述那位内务大臣在秘密文件中很坦白:“因今日与当时(1885年)形势不同”,一语破的,说明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就是1894年日军发动甲午战争,9月,清军在平壤陆战和黄海海战中都遭到了惨败;10月,日军侵入中国辽南,攻陷了金州和旅顺口,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旅顺惨案;12月4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谈到媾和时说“一定要迫使清国割让台湾”的问题。而“今日与当时形势不同”这句话,就是日本夺取钓鱼岛同“日清战争”有密切联系的一个铁证。于是,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批准在钓鱼岛树立标桩;1月21日经阁议决定,向冲绳县知事发出了“关于树立标桩一事准予照办”的指令。

但当时,日本政府既没有按《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规定将那个阁议决定上奏天皇,并发出敕令,以完成国内行政手续;也没有把它在官报和报刊上刊载,以表明国家对该岛的领有意思;甚至冲绳县知事也没有为此在县内发出告示。特别重要的是,那个阁议决定和指令中最主要的内容:即在该岛树立标桩,也根本未予以执行。问题很清楚:连被看作是把该岛“编入日本国土”的重要标志——树立标桩,自1895年至1945年的日本占有钓鱼岛的期间内都未予以实行,这怎么能叫做“正式编入我国领土之内”呢?

只能这样来解释:1895年4月17日,日本强迫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强行割去台湾这一条已规定:“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各岛屿”,而当年6月2日中日双方在签署《交接台湾文据》前日军在占领台湾时,已于5月29日占领了钓鱼岛近海海域。因此,不论从法律上或事实上都证明:是日本发动这次侵略战争,并作为强割台湾的一部分,偷偷地窃取了中国领土钓鱼岛。

因此,如果说要按照国际法来观察和解决钓鱼岛问题的话,那首先就要按照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接受的《波茨坦公告》了。其中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开罗宣言》则明确规定:中、美、英“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使朝鲜自由独立。”开罗宣言的领土条款共有四项内容,前三项都与中国有直接关系。当时,日本政府曾“保证”并“承允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之条款。”但日本在归还中国的钓鱼岛问题上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保证,更没有忠实地履行自己的承诺,反而在继续隐瞒这一历史事实。

(摘自《现代日本经济》,1995年第2~3期)

 



[1] 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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