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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法论中日钓鱼岛争端及其解决前景
日期: 2016-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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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辉[1]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从国际法方面看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日本所主张的“无主地先占”原则根本不能成立。根据联合国新海洋法和国际司法判例,钓鱼岛不应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亦不具有划界效力。中日东海大陆架的划分应遵循公平和自然延伸的原则。在和平解决争端的前景下,钓鱼岛问题面临三种可能的选择。

关键词 中日钓鱼岛争端 国际法 时际法原则 公平原则 和平解决

钓鱼岛群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由5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和3个小礁组成,其位置约在台湾东北120海里,西距中国大陆和东距日本冲绳各约200海里。岛屿附近水深100至150米,与冲绳群岛之间隔有一条水深1,000至2,000米的冲绳海沟。整个群岛面积为6.3平方公里,其中以钓鱼岛面积为最大,约4.5平方公里。

钓鱼岛争端的产生与70年代末关于钓鱼岛附近蕴藏有大量石油的“埃默里报告”的发表有关。[2]自那时起,中日双方在岛屿主权问题上互不相让,斗争日益激烈。进入9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时代的到来,双方斗争更加尖锐。

从双方争论的情况看,中国(包括大陆和港台)学者多偏重于从历史和地理角度来论证“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3]这与日本学者侧重于国际法意义上的论述殊途而不同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消除分歧的难度。

本文试图从国际法的角度对此争端及其解决前景做些深层次的探讨。

一、中日双方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综观中国政府的历次声明和大陆及港台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方面的坚定立场是:钓鱼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归纳起来,其理由大致有四:一是从地理上讲,钓鱼岛群岛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大陆架上,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二是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最早发现和命名了这些岛屿,在明清两代的使琉球录及中、日、琉的一些图志中都载明了这些岛屿属于中国。三是从使用角度讲,中国渔民长期以来即在此海域捕鱼,利用岛屿避风;明清两代册封使皆利用这些岛屿作为航标;1893年,慈禧太后曾下诏将钓鱼岛等3个岛屿赏给臣民盛宣怀作采药之用等。四是从国际条约(国际法)角度讲,日本通过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占据钓鱼群岛。战后,日本理应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有关条款,将这些岛屿归还中国。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和1971年的日美《归还冲绳协定》丝毫不影响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与此相对,日本官方和学者(除井上清外)均坚持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其历史和法律依据是:(1)钓鱼岛群岛(日称尖阁列岛)是日本政府在明治十八年(1885)以后,通过再三实地调查,慎重确认该地不单是无人岛,且没有清国统治所及的迹象后,于明治二十八年(1895)一月十四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于该地建设标桩,正式将其编入日本领土的;(2)在历史地理上,钓鱼岛群岛始终是构成日本南西诸岛的一部分的,而不是包含在基于明治二十八年(1895)五月生效的《马关条约》第2条得自于中国清朝割让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内。(3)基于第2条的理由,钓鱼岛群岛不在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必须放弃的领土之内。而是根据该和约第3条之规定,作为南西诸岛的一部分,置于美国的行政管理之下。此外,1971年6月17日签署的日美《归还冲绳协定》也把该群岛包括在归还区域之内。(4)日本是依据国际法“先占”原则行事的,并通过民间实现了有效统治。[4]

比较中、日双方的主张,可以看出主权争端的关键问题有三,即:(1)中国所举的事实能否从法理上证明在1895年以前钓鱼岛属于中国;(2)日本的“无主地先占”结论是否成立;(3)战后美日之间的条约或协定能否作为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

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纷争,有必要从国际法上澄清以下几点:

(一)从时际法原则看,中国早在15世纪即已通过发现这些岛屿而获得其主权。

众所周知,国际法是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关系发展的产物,以西方的国际法原则来检验中国封建王朝时代领土的合法性本身是不够合适的。即便如此,中国也并非找不到法律上的依据。这里,我们可以导入国际法中的“时际法”(Intertemporal Law)概念。

时际法,原为国内法原则,用以确定因法律变更而引起的新旧两法在时间上的适用范围的问题。根据时际法,法律不溯既往。一种行为的效力,只能按照与之同时的法律,而不是按照争端发生或解决时的法律来确定。1928年,仲裁员休伯尔(Max Huber)在帕尔玛斯仲裁案中,首次明确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并将其作为国际法原则是用于该案。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要把权利在时间上的效力区分为权利的创造和权利的存在,从而推导出时际法原则所包含的两个要素:权利的创造必须根据创造权利时的法律予以判断;权利的存在必须根据涉及该权利存在的关键日期(Critical date)的法律予以确定。[5]这一引申使时际法原则在所适用的法律上更加完善和严密。

自1928年帕岛仲裁案以来,时际法原则已成为一项公认的国际规则,因而也是我们用以判断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有效法律依据。

根据休伯尔的著名论述,在判断钓鱼岛归属问题时将涉及到三个不同时期的国际法:一是有关国家“发现”、“管理”、“行使主权”等法律事实发生时正在实行的法律,这应是18世纪以前的国际法;二是有关这些事实的“争端发生时”的法律,这应是本世纪70年代初的国际法;三是该争端应予解决时的法律,这显然是指现时或将来的国际法。依照休伯尔推导出的时际法原则(亦称休伯尔公式)所包含的第一个要素,即“权利的创造必须根据创造权利时的法律予以判断”,则判断钓鱼岛主权归属应适用的法律只能是18世纪以前的国际法。对于领土的取得,18世纪以前的国际法承认“发现”或象征性占有为有效方式。所谓“发现”,通常是指“自然界的发现或单纯的视力所及”(physical discovery or simple visual apprehension)而言。也有人将其理解为“视力所及”,登陆或不登陆均可。[6]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在15—16世纪,通过发现取得的领土或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

从中国方面所举的史料来看,中国至晚于1403年的《顺风相送》一书中已有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记载,这比日本声称的古贺辰四郎1884年发现该岛早480年。显而易见,根据传统国际法关于“发现”可以作为取得领土的依据,钓鱼岛等岛屿至少从15世纪就已成为中国领土。至于在明清时期,这些处于边远地方的小岛上是否有中国人定居,并不影响中国对这些岛屿的主权。

根据休伯尔公式的第二个要素,判断钓鱼岛主权归属时还必须确定有关该“权利存在”的关键日期。所谓“关键日期”,是指当事国双方在确立自己对某一领土的主权时相互开始产生矛盾的那一天。[7]例如,在帕岛案中,法官休伯尔确定1898年12月10日是“关键日期”,因为这一天西班牙同美国签订了巴黎条约,承认菲律宾为美国殖民地,并将帕岛割让给美国,而美、荷帕岛之争也正是由此而起。类此,我们可以断定,1895年1月14日,即日本内阁决议将钓鱼岛群岛“编入”日本领土的那一天,为处理钓鱼岛群岛主权争端的关键日期。

现在的问题是在1895年1月14日以前中国是否继续维持了在钓鱼岛主权上的“权利存在”。如果没有,日本就有凭藉“有效先占”之法理取得钓鱼岛主权的可能。史实表明,在1895年1月14日之前,中国至少已持续与和平地对钓鱼岛群岛显示主权权力达400年之久,这些显示已如前述中国在使用方面的主张。另外,在中国大陆学者吴天颖所著的《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一书中还证实,中国早在明代即已将钓鱼岛纳入本国海防区内,确立行使军事管辖。[8]因此,可以认定,中国在“关键日期”以前仍是钓鱼岛群岛的合法主人。

综上所述,在1895年以前,钓鱼岛主权是属于中国的。这一点在国际法上是经得起检验的。

(二)日本占有钓鱼岛的过程并不符合国际法上的“无主地先占”原则。

15—16世纪,在国际法上是“发现即领有”的时代,但到了18世纪后半期,由于“无主地”已被帝国主义掠夺殆尽,因而仅发现已难作为取得土地的足够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无主地先占”原则就取代了原先的“发现”原则而成为取得土地的条件。在国际法上,取得领土的“无主地先占”必须是“有效先占”,它要满足五个方面的基本条件才能成立:领有的企图;无主地的确认;占领的宣告;占领的行动;实效管辖。[9]

为了证明自己行动的合法性,日本一再声称它是根据国际法上的“无主地先占”原则行事的。这里姑且不论中国的主张,单从日本占有钓鱼岛的过程来验证其主张是否成立。从日本方面的资料来看,它确曾有过领有的企图。例如,明治十二年(1879),日本内务省地理局在其编纂出版的《大日本府县管辖图》中,首次将钓鱼岛等岛列入琉球管辖;明治十九年(1886),日本海军省水路局出版《寰瀛水路志》,将钓鱼岛、赤尾屿、黄尾屿划入日本洲南诸岛。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些领有企图存在明显缺陷:一是这种企图的主体并非日本中央政府或内阁决议,因而并不是代表国家行为;二是当时中日琉球之争并未解决,中国清政府从未承认琉球归属日本;三是这些企图具有片面性和不公开性。因而,日方的这种领有企图在国际法上不具备实质意义。

关于无主地的确认,日本方面也确曾做过调查,但调查的结论是钓鱼岛等岛“并非无主之物”。根据《日本外交文书》第18卷的记载,1885年9月22日冲绳县令西村捨三根据日本内务省命令所作调查称:“关于使无人岛归属冲绳县下之事,虽不敢有所异议,然其地势与日前所呈之大东岛(位于本县和小笠原岛之间)相异,且与《中山传信录》所载之钓鱼台、赤尾屿、黄尾屿为同一之物,也无可怀疑。果为同一之物,则其不但既为清朝册封旧中山王的使船所熟悉,而且也各别附有岛名,成为航行琉球的目标,此事甚为明显。因此,对于此次与大东岛建立国标同样,一经勘查就马上建立国标之事,不胜担心之至”。[10]这一调查报告表明,早在甲午战争前10年,日本政府即已了解到这些岛屿并非无主地,至少是可能同中国发生领土争议的地区。

关于占领的宣告,由于日本内、外务两卿担心中国的“疑惑”,在行动上采取了“秘而不宣”、伺机窃占的策略,因而它对钓鱼岛的占有自始至终没有作占领宣告。

关于占领的行动,日本是以1895年1月14日的内阁决议形式将钓鱼岛等岛屿编入本国版图的。事先既没作占领宣告,事后也没有通知中国或明文写入条约,因而整个占领过程具有明显的窃占特征。

至于实效管辖,日本至今找不出曾对钓鱼岛实行有效管辖的足够证据。日本方面虽然一直有人打着日皇十三号敕令的旗帜,谎称钓鱼岛群岛的编入已包含在内,而事实上该敕令仅仅是关于“冲绳县之郡编制”的地方行政编制法令,而不是关于国土编入的敕令书,况且其中也根本没有钓鱼岛等岛在内。而现存于钓鱼岛上的“国标”,也只是在1969年5月15日为石垣市所建,并非明治时代的产物。所以,并不能说日本在争端发生之前曾对钓鱼岛群岛进行过实效管辖。

总之,就“无主地先占”的五个要素与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占有过程的比较来看,日方行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有重大缺失,日本所谓的“无主地先占”之说完全不能成立。换言之,日本并不具备取得钓鱼岛主权的法理前提。

(三)美日之间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不能视为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

这主要有三方面的理由:首先,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是中日双方之间的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和同意,日本与任何第三方就此问题所作的安排都是无效的,并对中国没有约束力。其次,在战后领土归属问题上,日本只能严格遵守其在1945年接受的《波茨坦公告》及《开罗宣言》,美日之间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不能变更钓鱼岛的地位。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的规定,日本在战后理应将包括钓鱼岛群岛在内的台湾附属岛屿一并归还中国,而根本不存在战后美日所谓的日本对钓鱼岛群岛享有“剩余主权”的说法。至于1951年的对日《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苏等国的参加,因而是非法的,这一点,周恩来外长在同年9月8日的声明中早已指出过。而与此相关的1971年日美《归还冲绳协定》,也自然不能产生决定钓鱼岛群岛主权归属的法律后果。最后,美国也承认日美之间的条约和协定并不表示美国承认日本对这些岛屿享有主权。美国很早就声明,“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他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行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直到1996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发言人伯恩斯仍表示:“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列岛的主权主张”。[11]可见,美国政府也并没有因条约和协定而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群岛拥有主权。

二、东海海洋权益争议及其海洋法适用

中日在东海权益问题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

(一)关于大陆架的定义和范围。中国坚持大陆架是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支持大陆架可以超过200海里的观点,认为《联合国海洋法》第76条关于“大陆架外部边缘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超过350海里”的规定是很合理的。[12]基于这一立场,中国声明,“东海大陆架是中国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不容侵犯的主权”。[13]日本则坚持大陆架为200海里,企图把钓鱼岛群岛包括在内。冲绳海沟的存在进一步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中国认为,冲绳海沟证明中国和日本的大陆架是不相连的,海沟是两国的界线,海沟的因素在大陆架划分上不应被忽视。日本则认为,海沟在两国间的大陆边的延伸上仅是偶然的凹陷,日本200海里的大陆架权利不受影响。

(二)关于大陆架划界的原则。中国认为,划界“应在平等的基础上,考虑一切有关因素,通过协商加以解决,等距离方法只有符合公平原则才能被接受”。[14]任何单方面利用中间线或等距离线的划界不能算数。日本则主张中间线原则,坚持冲绳海沟因素不予考虑在内,认为中间线才是合适的界线。

(三)关于岛屿海洋权益。岛屿的海洋权益主要涉及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四个方面。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关于岛屿制度的规定,钓鱼岛可以享有12海里领海和12海里毗连区,对此中日双方不存在争议。问题在于这些小岛可否享有200海里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中国认为这些岛屿不应拥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日本的意见则与此相反。

从上述分歧不难看出,中日双方均力图将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划归己有。从海洋法和国际司法判例来分析,中国的理由比日本充分、主张比日本合理。

第一,在大陆架定义上,“自然延伸”是确定大陆架概念的基本原则,200海里标准只有在符合“自然延伸”的基础上才起作用。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对大陆架作了如下定义:“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200海里,则扩展到200海的距离。”在大陆边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超过200海里的任何情况下,第76条第5款规定有两种方式来划定大陆边的外缘。一是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350海里;二是不应超过连接2500米深度各点的2500米等深线100海里。从公约对大陆架所下的定义可以看出,“自然延伸”是确定大陆架概念的基本原则,它指明了“大陆架”一词的地质学渊源和它与沿岸国大陆领土的密切关系。按照此一定义,并结合上述等76条第5款的规定,中国最多可享有东海350海里的大陆架,其位置可达到冲绳海槽中央。至于200海里的大陆架范围,其本身并不是绝对的,它建立在“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的基础上。换言之,如果受地理条件的影响,某一海域虽然邻近某一国家,但该海底地形并不能构成这一国际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则在这种情况下坚持200海里标准无意义。由于冲绳海沟属于过渡型地壳,其深度达1000米至2000米,坡度很陡,可达10度,且两侧地质构造性质截然不同:东侧为琉球岛弧,地壳运动活跃;西侧为一个稳定的大型沉降盆地,因而冲绳海沟构成了中国东海大陆架与琉球岛架的自然分界线,理应作为划分大陆架疆界的事实根据。[15]

第二,东海大陆架划界应遵循公平和自然延伸原则。一般认为,大陆架划分应依据自然延伸原则、公平原则、等距离原则等,但这些原则在划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同。

公平原则是大陆架划界的基本准则。它表明,在大陆架划界中,不管采用何种划界方法,都必须提供公平的解决办法,或者产生公平的划界结果,和达到公平的目的。[16]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3条中“以便达到公平解决”一语就是对公平原则的另一种形式的确认和肯定。根据这一原则,在划界实践中应维护大陆架同陆地的延伸关系,把属于一国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那部分划归给该国,从而使这种自然事实变成法律事实。

自然延伸原则是国际法中大陆架法律制度的基础,也是指导大陆架划界的根本原则。自然延伸原则是指根据地质学上“大陆架是国家陆地领土向海下的自然延伸,海下陆架和大陆,在形态和地理上构成一个单一体”的自然事实,因而从法律上确认“海底区域实际上可以被称为该沿海国已经享有统治权的领土的一部分”,从而理所当然地属于沿海国的管辖范围。[17]从法律上讲,自然延伸原则是国家对大陆架的主权权利的根据,这种权利是从国家主权引伸出来的,是国家领土主权的一种表现。违反自然延伸的要求便是不合法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自然延伸是指导大陆架划界的根本原则。

至于“等距离原则”,本身并非大陆架划界的一般国际法原则。换言之,它并没有取得一般国际法或国际规则的地位,因而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事实上,无论是在划界实践中还是在国际公约中,等距离划界方法从来都没有上升到真正的划界原则的高度,它总是从属于公平原则,受公平原则的支配。

基于以上分析,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理应遵循公平原则和自然延伸原则,并考虑到有关一切情况,通过两国间的协议来划定。违背公平原则,不顾及与大陆架划界相关的地理因素和法律约束,抽象地主张以等距离线或中间线划界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第三,从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海域划界实践及司法判例来看,钓鱼岛不应享有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亦不具有划界效力。

《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款规定:“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rock),不应享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根据这一规定,岛屿不应享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具有两个标准,即(1)不能维持人类居住;(2)不能维持其本身经济生活。从逻辑上看,凡是不合这两个标准中任何一个标准的岩礁,即不得享有大陆架及经济区;只有同时合乎这两个标准的岩礁,方得享有大陆架及经济区。就钓鱼岛群岛的实际情况看,除了钓鱼岛与黄尾屿外,其他均不能维持人类居住。另外,岛屿本身的资源(如鸟粪等)具有可耗竭性和不具开采经济价值的特征,因而以其本身资源很难维持正常的经济生活。由此不难推断,钓鱼岛群岛不应享有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

从国际海域划界实践和司法判例来看,钓鱼岛群岛不具备划界效力。在国际海域划界中,中界岛(位于假想中线附近的岛屿)的划界效力可分为全效力、部分效力、零效力三种情况,即岛屿可享有完全大陆架、部分大陆架、无大陆架。其中,那些面积微小、无人居住、主权有争执的岛屿一般适用于零效力的情况,规定在划界时不予计及。例如在1958年巴林与沙特阿拉伯,1968年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及1974年印度与斯里兰卡等的大陆架和海域划界中,都曾作过这方面规定。[18]从国际司法判例来看,在1977年的英法大陆架仲裁案中,仲裁法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赋予面积195平方公里、人口13万人的海峡列岛部分效力(甚至赋予零效力),其理由为:如果赋予该岛全效力,则势将破坏海岸总体地理的均衡。由于钓鱼岛群岛处于中国大陆和日本冲绳之间海域的中线,全部面积仅为6.3平方公里,且无人居住,主权有争议,因此钓鱼岛群岛应不具划界效力。

归纳而言,日本关于应使用中间线原则和冲绳海沟因素不予考虑,并意图以这些岛屿为基点同中国等距离划分东海南部大陆架的主张在法律上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三、解决争端的前景

钓鱼岛争端的解决必须遵循和平原则。首先,两国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都有义务遵守《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3款的规定,即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其次,中日两国在1972年的《中日政府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都已郑重确认要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19]这些规定实际上为两国政府处理钓鱼岛纠纷指明了方向,并对双方政府都有约束力。

在和平解决争端的前景下,钓鱼岛问题的解决可以有如下几种选择:

(一)搁置岛屿主权争议,共同开发海洋资源。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中国解决同周边邻国海洋争端的一贯主张。应当说,这一主张是积极务实的。遵循和恪守这一方针,钓鱼岛争端就可望和平顺利地解决。其具体步骤可以是:

首先,两国政府通过谈判和协商,尽力达成一项协议以实现“搁置争议”。协议内容应包括这样几个要点:(1)双方同意搁置钓鱼岛及其周围水域(12海里领海)的主权归属问题,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各自对该岛的主权立场有任何改变;(2)成立政府间的联合委员会负责协调和控制该海域的石油开发活动;(3)参加石油开发活动的公司,无论是当事两国或是第三方的,均不意味着支持中日任何一方对钓鱼岛主权的要求。

其次,在进行共同开发的技术问题上可以考虑沿北纬30度将东海划成南北两区。在明确有关权利方所主张的大陆架范围的重叠区域的基础上,再行商谈合作开发。在北区,中韩基于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要求与日本基于200海里标准的等距离原则的要求相对讲比较容易标出,因为日韩早自1974年起已有共同开发区。三方可就在重叠区域分享事宜作出安排。在南区,明确重叠区比较困难。它涉及到冲绳海沟和钓鱼岛群岛在划界中的地位问题。可以尝试的办法包括:一是中日双方回避钓鱼岛群岛周围12海里范围的主权问题,使之以中日未定界的联合开发面貌出现。彼此让步,共同开发石油。二是在中国主张陆地领土自然延伸、考虑冲绳海沟影响与日本主张200海里权利和中间线以及不考虑冲绳海沟影响之间标明重叠区,然后商谈开发事宜。

(二)双方本着公平和互谅精神,运用成比例方法进行协商划界。

如前所述,在大陆架划界原则上中日双方尖锐对立。为了打破僵局,双方可以考虑撇开钓鱼岛和冲绳海沟因素,在不违背公平的基础上,通过互谅互让寻求妥协。考虑到这一前景,采用成比例划界方法便是解决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的一条重要思路。所谓“成比例”,是指使一国的大陆架面积与其海岸线长度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维持大陆架划界的公平。这一划界方法早已为各国海洋法专家所公认,并被国际海域划界实践所广泛采用。因此,运用成比例方法划分东海大陆架无疑是可行和适用的。其具体办法可以是:将东海大陆架沿北纬30度划分为南、北两区,在北区,由于中日两国海岸线大体上相类似,因而在这一区域不排除适用等距离方法的可能性。在南区,中国东海海岸线达900公里,日本琉球群岛面向东部的海岸线总长度为380公里。按照成比例划界法,中日两国在这一地区大陆架的比率为64.3%∶35.7%。[20]这样,两国大陆架区域基本上与本国海岸线协调。

(三)在通过双边协调仍无法解决争端时,可考虑将问题提交国际法庭仲裁或接受司法解决。

在国际法上,通过仲裁和司法解决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法律方法。在这方面有很多先例,总的讲,作出的决定是公正的,得到了有关国家的尊重。中日双方虽均属亚洲国家,一般不习惯于诉诸国际法庭,但在彼此僵持不下时,此种方法仍不失为一种选择。按规定,不论是提交仲裁或是接受司法解决,均应有争端当事方的同意。从既有实践看,日本对此种解决方法的态度是积极的,而中国方面则正处于由消极不信任向积极参与转变的过程中。例如,80年代后,中国开始把一些贸易、海运等方面的争端提交仲裁解决。对于国际常设仲裁法院,1993年中国提出4名国际法专家担任仲裁员。自1984年后中国在国际法院一直拥有本国国籍的法官,对国际法院的工作给予极大的关注。对于另一个国际司法机构——国际海洋法法庭,从法庭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确立,到形成法庭规约、规则,再至选举第一届法官,中国都态度积极地参加了工作。目前,中国在海洋法法庭及海底争端分庭拥有本国国籍的法官。因此,可以说中国方面正在具备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钓鱼岛争端的主观条件。另外,从客观实际看,钓鱼岛长期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下,中国如不采取有效的法律步骤,久而久之在国际法上会被认为已放弃对钓鱼岛的权利。所以,现实情况也要求中国着手从法律上考虑问题。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钓鱼岛主权归属及其海洋权益固然重要,但它毕竟不是中日两国关系的全部。只要两国政治家和有识之士以大局为重,登高望远,以坦诚务实的态度来处理双方的具体分歧,那么,钓鱼岛争端的解决并非遥不可及。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3月第10卷第1期)



[1]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2] 1968年10月,在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简称ECAFE)新成立的“联合勘探亚洲海底矿产资源协调委员会”(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f Joint Prospecting for Mineral Resources in Asian Offshore Areas,官方简称CCOP)赞助之下,由以埃默里为首的中、美、日、韩四国12位地质学家,在东海与黄海进行了6周的地球物理勘测。勘测报告由12位地质学家共同完成,于1969年出版,一般简称为埃默里报告(Emery Report)。该报告对东海石油蕴藏作了乐观的估计。

[3] 这方面典型的论著有:杨仲揆《琉球古今谈兼论钓鱼台问题》,《烟台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孙淡宁编《钓鱼台群岛资料》,香港明报出版社1979年版;吴天颖著《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等。

[4] 古贺辰四郎一家曾于1896年后获得该群岛4个岛屿30年开发经营权,1926年获得个人所有权。

[5] 李兆杰:《国际法中的时际法原则》,《中国国际法年刊》,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6] 奥伦特(Orient)与冉契(Qeinch):《对太平洋岛屿的主权》,《美国国际法杂志》,第35卷第3期,1941年,第443页。转引自赵理海:《海洋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7] 刘文宗:《中国对钓鱼列岛主权具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法制日报》,1996年11月1日第2版。

[8] 参见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第4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9] 张启雄:《钓鱼台列岛岛屿主权归属问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第116页。

[10] 张启雄:《钓鱼台列岛岛屿主权归属问题》。

[11] 钟严:《论钓鱼岛主权归属》,《人民日报》,1996年10月18日第8版。

[12] 中国代表在海洋法会议第9期后期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80年8月25日。

[13] 中国外交部1977年6月13日声明,《人民日报》,1977年6月14日。

[14] 张启雄:《钓鱼台列岛岛屿主权归属问题》。

[15] 魏敏主编:《海洋法》,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

[16] 连春城:《大陆架划界原则的问题》,《中国国际法年刊》,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96页。

[17] 魏敏主编:《海洋法》,第168页。

[18] 有关论述可参见马英九:《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版,第3章。

[19] 详见《中日政府联合声明》第6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1条第2款。

[20] 赵理海:《海洋法问题研究》,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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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8 - 14
8月11日5时,一艘中国渔船同一艘希腊籍货船在钓鱼岛西北方向37海里的海域处相撞。根据2012年9月10日中国政府公布的钓鱼岛领海基线来判断,事故地点是在中国领土钓鱼岛的领海以外。日本海上保安厅收到求救信号后,立即派出巡逻船和飞机赶往事发海域搜救,并救起落水的6名中国渔民,同时通过外交途径通报中国,中方对此表示感谢。由于事发前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执行大规模巡航、护渔任务,而且中日两国因此发生激烈外交交锋。有人因此对中国海上执法能力产生怀疑。然而,此次海上搜救事出有因,不应作过多解读。海上人命救助是人道主义行为,也是公认的国际法义务。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8条第2款、第98条和《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第3章的规定,缔约国有义务进行海上人命救助,包括在外国领海内。也就是说,在此次撞船及搜救的情形下,即使发生地点是在钓鱼岛的领海范围之内,中国也应该允许日方船只为了及时进行人命救助的目的而进入该海域。因此,此次日方公务船在钓鱼岛附近的上述海域救助遇险的中国渔民是符合国际法及国际惯例的。当时中国渔民被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救起而未受到中国海警救援的原因主要是:第一、中国海警船不在事发现场或附近,即能够有效施救的海域范围在内。由于巡航护渔任务顺利完成,多数中国海警船已在事故发生前十几个小时返航,在现场附近海域没有中国海警船。日本海上保安厅发布的侦查消息证实,从10日晚上开始,在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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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8日,中国海警2307、2337、31239舰船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来源:国家海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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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8 - 06
日前,周世锋、胡石根、翟岩民、勾洪国颠覆国家政权案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引发社会高度关注。8月5日,庭审结束后,涉及此案已被取保候审的锋锐所律师王宇公开接受旁听庭审的境内外记者采访。当有记者问及是否会接受境外机构和组织向她颁发的“人权奖”一事时,王宇态度坚决,义愤填膺:“我是中国人,我热爱我的祖国,外国人颁的这个奖项,我不会接受”。王宇说,“我在人权方面没有做过什么,所以他们这种颁奖还是在利用我,是在利用我抹黑中国政府和中国形象。我坚持的就是,不认可、不承认、不接受。”她特别强调,“如果在我表明态度的情况下,境外机构和组织仍然强行颁奖,这也是对我的人权的一种践踏和侵犯,我表示强烈抗议。”此前的7月31日,王宇在接受境外媒体记者采访时就已曾明确表示,她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奖,自己不接受、不承认、不认可。“我想说的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认为他们颁奖的目的,都是想利用我来攻击抹黑中国政府,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今后,无论境外什么组织颁给我什么奖,都一样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更没有计划委托他人代领奖。”有记者问到王宇对锋锐所一案庭审是否关注,王宇表示,自己曾是锋锐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又涉及此案,所以自然很关注。谈及感受时,王宇说,她感受到庭审的公开、公正,体现了宽严相济的法治精神。王宇告诉记者,她看了周世锋等人在法庭上的陈述,认为都是发自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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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8 - 12
近日,公安部、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这意味着老百姓有望不用再跑腿受累,去开那些诸如“我妈是我妈”“我还活着”的“奇葩证明”了。意见下发对清理“奇葩证明”开了第一刀,是深入贯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务院协同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重要部署的实际举措,体现了源头治理理念和法治精神。着眼于达到根治效果,还需要各部门本着“麻烦自己、方便群众”的理念,抓好意见落实。解决“奇葩证明”问题,首要是铲除其存在的土壤。从工作程序上看,“证明”是对所办事项前提条件的确认。但一些部门和单位权力边界不明晰,设置不合理、不合法的证明事项,且部门之间信息不共享,再加上“懒政”滋生的相互推诿,导致办理流程繁琐,“奇葩证明”丛生。12部门这次打通关节、综合施策、系统推进这项改革,就是力争一揽子解决“开不开”“由谁开”“怎么开”等问题。“奇葩证明”问题牵涉面广、情形错综复杂,单靠某一个部门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对于改革涉及的各部门而言,要明晰职权范围、规范办事程序、打破信息壁垒,仍有大量细致、复杂的工作要做。关键一点,是要勇于将责任揽回自己身上,敢于拿自己开刀。敢不敢把改革矛头对准自己,检验的是法治政府、为民政府的成色。因此,相关部门必须拿出责任意识、担当情怀和改革勇气,以钉钉子的精神推进改革,把“方便自己”转变为“方便群众”。改革的落脚点是造福人民,为人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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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8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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