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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法论中国对钓鱼岛群岛无可争辩的主权
日期: 2016-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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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琳[1]

内容提要 钓鱼岛群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南边缘上,属于中国台湾附属岛屿的组成部分。根据国际法庭关于“大陆架的主权界限之划定,应符合沿海国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原则”,钓鱼岛群岛是中国大陆架的延伸部分而为中国的自然领土;根据《海洋法公约》,中国对钓鱼岛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根据国际法关于“领土的固定性”原则,钓鱼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日本窃取钓鱼岛群岛,完全违反国际法准则。

关键词  国际法 中国 钓鱼岛群岛 主权

根据国际法庭关于“大陆架的主权界限之划定,应符合沿海国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原则”,钓鱼岛群岛是中国大陆架的延伸部分而为中国的自然领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对钓鱼岛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钓鱼岛(又名钓鱼屿、钓鱼台)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黄尾屿、赤尾屿、北小岛、南小岛和冲南岩、冲北岩、飞濑等一些出露海面的岩礁,总面积约6.344平方公里,合称为“钓鱼岛群岛”(其中以主岛——钓鱼岛的面积最大,约4.3平方公里,南北宽约1.4公里,东西长约3.6公里,周长约13.7公里,最高处海拔约362米;黄尾屿面积约1.08平方公里,最高处海拔约118米;赤尾屿面积约0.154平方公里,最高处海拔约87米;北小岛面积约0.302平方公里,最高处海拔约129米;南小岛面积约0.463平方公里,最高处海拔约148米)。主岛——钓鱼岛与飞濑岩相距不到2公里,与北小岛、南小岛、冲北岩、冲南岩相距约15公里,与黄尾屿相距约59公里,与赤尾屿相距约237公里,因此,整个钓鱼岛群岛的海域东西长约239公里,南北宽约68.5公里。

钓鱼岛群岛位于北纬25°40′~26°以及东经123°20′~124°45′之间,分散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南边缘上,西距中国台湾省基隆港东北约92海里。钓鱼岛群岛作为台湾附属岛屿的一部分,是远古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产物,它与台湾列岛同时形成和升起。据地质史学家们研究和考证,远古东海地区在地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由于受地球内力和外力的共同作用,地壳运动频繁,海陆屡有变迁,东海大陆架曾是一片陆地,在地质史上的“更新世”以后,东海地壳逐渐下沉,沉积在海底的地层形成褶皱和断裂,强烈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内力作用和影响颇大,使我国东海海床边缘山脉顶部露出海面而形成钓鱼岛群岛。钓鱼岛群岛在地质上和花瓶屿、棉花屿、彭佳屿一起,都是台湾北部近海的观音山、大屯山等海岸山脉延伸入海后的突出部分,都同属于台湾的附属岛屿。地质史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们对钓鱼岛群岛区域内大量堆积物进行研究和化验,证明该地区以富含古生物遗骸的砂质或砂质沉积物为主要特征的巨厚堆积层,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古黄河、古长江及其他中国古江河流入东海经历漫长岁月逐渐堆积而成。由于来自中国古江河大量堆积物受到台湾褶皱带和闽、浙隆起带的阻截,因而大量堆积于东海大陆架上的凹陷带,形成富有油气资源的构造盆地,这种稳定的大型沉降构造盆地形成早,发育时间长,油气成熟度充足,无论从沉积相还是从储油构造来看,都有利于石油的生成和积聚,因此,钓鱼岛群岛所分布的地区都有石油生成和聚积的良好条件,是个大有希望的海底石油蕴藏地区。

钓鱼岛群岛为台湾暖流(黑潮)必经海域,受从太平洋面移来的台风影响,是台风通道,每年有多次台风经过。每年还受随季节的不同而有规律地变换方向的气流——季风的影响,主要受从赤道方向吹来的夏季西南风的影响较大。钓鱼岛群岛的岛礁形态及其海域形状的长轴方向,与季风有着密切的关系,表层海流常发生季节性的变化和差异。由于钓鱼岛群岛南距北回线很近,因而在气候上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类型,优越的水文气象条件,不仅形成了钓鱼岛群岛绮丽多姿的自然风光,而且提供了丰富的海洋资源。台湾暖流(黑潮)到达钓鱼岛群岛海域时,受风向和岩岸的冲击,导致由西侧向东南回流而在钓鱼岛群岛海域停滞较长久时间,然后再继续向东北方向奔流。由于台湾暖流(黑潮)具有高水温、高盐度的特点,因而钓鱼岛群岛海域的表层水温夏季约27℃~30℃,冬季也不低于20℃,比邻近海水高5~6℃。这种水温环境使钓鱼岛群岛海域成为鱼类栖息、活动、成长、繁殖的良好场所,成为我国东海著名的渔场。

总括而言,科学家对东海大陆架所进行的海洋地质调查资料,充分证明东海大陆架在晚更新世玉木冰期时曾出露成陆地,与我国大陆连成一片,为我国沿海广阔的平原[2]。当时钓鱼岛群岛与祖国大陆连接在一起,是祖国大陆的一部分,由于地壳运动,海平面时升时降,钓鱼岛也时沉时浮,直到5000年前,才最后与大陆分离,成为东海大陆架东南边缘上的岛屿。钓鱼岛群岛不仅是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而且钓鱼岛群岛的基层地形特点,与祖国大陆的地块相同;在地质成分上,是与福建、浙江、台湾三省相同的酸性火成岩体。因此,从地质构成来看,钓鱼岛群岛原为祖国大陆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国际法庭1969年2月关于“大陆架的主权界限之划定,应符合沿海国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原则”,证明钓鱼岛群岛与我国大陆是不可分割的,钓鱼岛群岛是我国大陆架的延伸部分而为我国的自然领土。

我国按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确定自己的海洋国土范围和海洋权益。1992年2月25日,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法》(简称《领海法》),以立法形式确认了中国对钓鱼岛群岛的领土主权,明确宣布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群岛)位于中国临海基线之内。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国际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大陆架的法律制度、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勘探、开发制度等。1996年5月15日,我国八届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批准了该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陆边的外缘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约距离不到200海里,则扩展到200海里的距离”。[3]关于大陆架的划分,《海洋法公约》确定了自然延伸原则。在地质构造上,钓鱼岛群岛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属于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而不是日本大陆架的自然延伸,与琉球群岛在地理上不相干。而琉球群岛则是从千岛群岛、日本群岛向菲律宾群岛延伸中之岛屿。琉球群岛与钓鱼岛群岛之间以深度为1千米至2千米的冲绳海槽相隔。冲绳海槽南北走向,北浅南深,地壳厚度约为18.5km-22km,坡度很陡,可达10°,分别构成西部(中国东海大陆架)与东部(日本琉球岛架)的陆坡。西部(中国东海大陆架)地壳厚度达30km以上,为稳定的大型沉降盆地,而东部(日本琉球岛架)地壳运动活跃,构造盆地形成时间较新,发育时间短,不稳定。由于冲绳海槽两侧——西部(中国东海大陆架)与东部(日本琉球岛架)的地质构造性质截然不同,因而冲绳海槽成为中国大陆架与日本大陆架之间的自然分界线,这也是确定钓鱼岛群岛属于中国台湾附属岛屿、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部分而不属于琉球群岛、不是日本大陆架的自然延伸的重要依据之一。钓鱼岛群岛恰在中国东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范围之内,理所当然是中国海洋国土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的划分大陆架的自然延伸原则,我国对钓鱼岛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根据国际法关于“领土的固定性原则”,钓鱼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

按照国际法,先发现、命名、开发、经营,利用和保护它作为自己生产、生活的永久性资料,被称之为领土的固定性。任何一块新领土的发现,根据该地的原始居民属于何国而定其应属权利,这就是国际公法中的原始发现原则(the Principle of original discovery)。根据《奥本海国际法》规定,当一块土地被一个国家发现并实施主权管辖后,就成为该国领土的一部分,除非该国自动放弃,其他任何国家不得重新占领,否则就构成对该国的侵略行为。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钓鱼岛群岛,并由中国明朝政府最早对钓鱼岛群岛进行管辖和行使主权而将其列入中国版图。大量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钓鱼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

国际法规定“先占”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先占的客体是“无主地”,即未经他国占领的无人荒岛和地区;第二,先占的主体是国家;第三,主观上要有占有的意思表示;第四,客观上要实行有效占有,即适当地行使和表现主权。钓鱼岛群岛在中国人民发现以前是“无主地”,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它,随后,又一直由中国人民持续不断地开发和经营它。由于中国人民的最早发现和开发,因而导致了中国优先占有的权利。中国对钓鱼岛群岛的先占,是通过中国人民首先发现这个群岛之后在那里持续不断的生产、开发活动,以及历代中国政府伴随对这些活动的有效管理而逐渐确立起来的行政管辖来完成的。因此,中国对钓鱼岛群岛领土的主权正是在发现和开发的基础上,在长期的历史时期中逐渐形成和逐步完善的,成为一种充分的和完全的领土主权,符合国际法关于领土主权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大陆人民在东海上从事航行和开发活动的历史颇为悠久。古代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一直迅速发展和进步,已居于当时世界上先进水平。正是因为古代中国渔民长期在东海上航行和生产生活的实践,才逐渐首先发现和开发钓鱼岛群岛,并最早加以命名。古代中国渔民能承担最早发现、最早开发和经营钓鱼岛群岛的历史任务,原因不仅在于地理邻近,生计所需,更重要的是古代中国渔民已具备了在东海上从事渔业生产的先进技术条件和丰富的航海经验。古代中国渔民在东海上长期航行实践活动中已认识并且掌握和利用了台湾暖流(黑潮)的自然规律及其特点,每年夏季,乘顺潮顺风之便,利用西南风(信风)扬帆而下,到钓鱼岛群岛海域捕鱼,在台风季节来临之前,满载捕捞品返航。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往返不已。古代中国渔民以钓鱼岛群岛为基地进行捕捞者日益增多,更频繁地在钓鱼岛群岛海域航行和从事捕鱼活动,以自己的双手谱写了开发和经营钓鱼岛群岛的历史篇章。

到了明代,钓鱼岛群岛已经正式列入中国疆域版图内,归属中国水师的巡视范围,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政府从明代开始就以国家的名义对钓鱼岛群岛进行管辖和行使主权。

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中国一位奉差前往西洋(南洋)等国宣诏的官员,参考我国古代民间航海指南书籍,“累次校正针路”,编写了一本名为《顺风相送》的海道针经,该书记述福建往琉球航路时十分明确地记有“钓鱼屿”、“赤屿”[4]。该书中的“钓鱼屿”即钓鱼岛;“赤屿”、“赤坎屿”均指赤尾屿。这说明至少从15世纪初起我国历史文献就已有钓鱼岛的十分明确的记载了。《顺风相送》是中国古代渔民在海上进行生产活动的航海指针,它记载了中国古代渔民到各岛屿的航行针位和更数(即航向和航程),它是积累了古代中国许多前人航行实践经验集体创作的,并用约定俗成的办法给“钓鱼屿”、“赤坎屿”起了形象生动的地名。《顺风相送》一书第一版的时间至今难以考证,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问世。这是现存文献中关于钓鱼岛群岛的最早记载。渔民习用的《顺风相送》在明代以前早已出现,到明代时趋于成熟,定型成书,世代流传和沿用。《顺风相送》证明:明代中国渔民更频繁地在钓鱼岛群岛一带海域航行和从事生产活动。

钓鱼岛群岛以东,间隔着一条宽约60公里、深约2000米的冲绳海槽,为琉球群岛(即今日本冲绳县)。冲绳在距今约128年前曾是独立的琉球王国,日本于1871年开始吞并琉球王国之前,琉球王国曾与中国有过500多年称臣纳贡关系的友好交往史。中国从明朝洪武初年开始向琉球国派遣专门代表当时中国政府册封琉球王的使节,这些册封使团乘坐的册封舟(特制官船)往返,都是通过海路经钓鱼岛群岛进行的。据统计,从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到清朝光绪四年(1878年)持续的507年期间,中国明、清政府先后向琉球国派遣的册封船、招抚使节船共36次。每届册封使完成任务回国后,都撰写一部使录,上奏朝廷后存于史馆,在这些具有官方文件性质的史录中,都十分清楚地记录了钓鱼岛群岛归属中国所有。这表明钓鱼岛群岛作为中国固有领土从明代起就已正式载入中国官方史册。第一届至第十一届的使录皆因火灾而烧毁无存。现今保存有最早的是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年)第十二届册封使陈侃的使录,比第一届册封使要晚162年。明朝世宗皇帝朱厚熜派遣使臣陈侃到琉球国册封当时琉球王尚清为“中山王”,陈侃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五月八日从福州闽江口乘坐“封舟”(官船)出海向东南航行,经台湾鸡笼头(基隆)转向东北航行,经过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然后再抵达琉球王国的那霸。陈侃记录航程和出使情况写成《使琉球录》,他在《使琉球录》中写道:“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顺流而下亦不甚动。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现黄尾屿),过赤屿(现赤尾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夷舟帆小不能相及矣。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现久米岛),乃属琉球者,夷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这段记载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中国与琉球国的分界是在赤屿(赤尾屿)和古米山(久米岛)之间。包括赤屿(赤尾屿)、黄毛屿(黄尾屿)在内的钓鱼岛群岛都归于中国,而古米山(久米岛)则属于琉球国。因此,夷人(指当时船上的琉球人)只有在见到了古米山(久米岛)之后,才感觉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才载歌载舞以示庆贺。今天我们从《使琉球录》中上述有关夷人(琉球人)见古米山而“歌舞于舟”的归家喜悦之心情的形象描绘,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琉球人的内心都把钓鱼屿、黄毛屿、赤屿视为中国的领土,当他们经过钓鱼屿、黄毛屿、赤屿时,都没有“歌舞于舟”,因为他们的内心认为他们仍然在异国他乡航行。只有当他们见到了古米山后才算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内心才流露出归家之喜悦。由此可见,自古以来钓鱼岛群岛与琉球群岛是分属于两个国家的不同的海岛单元,历史上钓鱼岛群岛从来不属于琉球。

明代著名地理学家郑若曾(1522年~1566年)撰写的《使倭针经图经》记载:“十更船取钓鱼屿,……四更船至黄麻屿,……黄麻屿北边过船便是赤屿”。引文中的钓鱼屿即钓鱼岛,黄麻屿即黄尾屿,赤屿即赤尾屿。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奉派到日本宣谕的明朝官员郑舜功在其所著的《日本一鉴桴海图经》一书中记载当时台湾称为小东岛,而钓鱼岛即属于小东岛的小屿。该书后所附《沧海津镜图》画了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等图形。这清楚地表明了明朝时已十分明确地把钓鱼岛群岛视为中国台湾附属岛屿的组成部分。

钓鱼岛群岛在明代已被置于中国政府军事防守的范围内。明朝为了抗击日渐猖獗的日本倭寇对中国沿海的骚扰,于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任命浙江提督胡宗宪为讨伐倭寇总督,负责沿海各省剿倭军事,加强海防。胡宗宪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主持编纂成剿倭和海防的珍贵史书《筹海图编》,也十分清楚地载明钓鱼岛群岛属于中国版图。《筹海图编》卷一,是受倭寇经常骚扰的中国沿海地图,卷一的“沿海山沙图”中的“福七”、“福八”,标明了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岛屿的名称,由西到东,把“鸡笼山”、“彭加山”、“钓鱼屿”(钓鱼岛)、“花瓶山”、“黄尾屿”、“橄榄山”、“赤尾屿”依次排列,这些岛屿当时都列入中国福建省海防区内,如遇倭寇骚扰或侵犯,中国水师奉命出击和保卫,可见当时钓鱼岛群岛受福建省管辖。胡宗宪是负责讨伐倭寇和巩固沿海诸省海防的最高军事长官,《筹海图编》是明朝官方的重要军事著作,该书更进一步证明早在明朝时钓鱼岛群岛已列入中国版图和海防区内而由中国政府实施对钓鱼岛群岛的军事防守,军事防守是行使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标志之一,派遣水师巡视海疆成为古代中国政府对海上岛屿进行管辖和行使主权的一种主要方式。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中国政府册封使郭汝霖所著《重编使琉球录》中称:“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矣”。姑米山又称古米岛(即现今的久米岛),是琉球群岛的一个岛屿。《重编使琉球录》说明从中国的赤尾屿,再顺风一日航程,才能望见琉球的姑米山。这段记载清楚地说明了中国与琉球国的分界是在赤尾屿和姑米山之间的海槽,当时中国政府已十分明确地将钓鱼岛群岛中最靠近琉球的中国领土赤尾屿视为中国与琉球接壤的边缘岛屿,作为与琉球的分界标志。这就是说,在姑米山(古米岛)以西的赤尾屿等岛屿是中国领土。

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茅元仪编撰的《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也十分明确地把“钓鱼山”(钓鱼岛)、“黄毛山”(黄尾屿)、“赤屿”(赤尾屿)绘入中国福建的海防区域,再次标明钓鱼岛群岛当时属福建省管辖。

当时琉球王国的权威文献也证实钓鱼岛群岛为中国领土。例如,1650年琉球王国宰相向象贤著《琉球国中山世鉴》为一部琉球王府权威史书,在涉及中琉关系史时,全文照录了上述中国明朝嘉靖时期官方文件——册封使陈侃的使录记述,表明完全同意并全部采用陈侃《使琉球录》说法,即确认中国与琉球国的分界在赤尾屿和古米岛之间:古米岛是琉球国领土,而包括赤尾屿在内的钓鱼岛群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

到清代,中国与琉球国的分界线和明代一样,仍然是在赤尾屿和古米岛之间的海槽一带。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中国向琉球派遣的册封使汪楫在他撰写的《使琉球杂录》一书第五卷中记载:“二十四日天明,见山,则彭佳山也……,辰刻过彭佳山,酉刻遂过钓鱼屿,船如凌空而行……。二十五日见山,应先黄尾后赤屿,无何遂至赤屿,未见黄尾屿也。薄暮过郊,风涛大作,投生猪羊各一,泼五斗米粥,焚纸船,鸣钲击鼓,诸军皆甲露刃,俯舷作御敌状,久之始息。问郊之火何取?曰中外之界也。界于何辨?曰悬揣耳。然顷者恰当其处,非臆度也,食之复兵之,恩威并济之义也”。这段话记载了汪楫途经赤尾屿后为避海难而祭祀时,船上人告诉他船所经过的海槽(当时称为“过郊”或“过沟”)是“中外之界”,即中国与琉球自古以来的传统分界线。琉球国著名学者程顺则于1708年所写《指南广义》中称姑米山(古米岛)为“琉球西南界上之镇山”,即镇守国界之意,表明姑米山(古米岛)以西不是琉球国土而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派遣的册封使罗海宝、副使徐葆光,根据琉球王府的要求和建议,负有测绘琉球国地图的使命,并带去二位测量官,到琉球和琉球紫金大夫程顺则、琉球王府执政官、琉球权威地理学家等人一起切磋,共同测量和审定后,绘制了空前详尽的《琉球三十六岛图》,并撰写了《图说》,这两份文献是中琉两国权威人士共同审定的官方文书。在《琉球三十六岛图》中没有钓鱼岛、黄尾屿和赤尾屿,相反地,在《针路图》中,列出的岛屿却有钓鱼岛、黄尾屿和赤尾屿;在回程中,写了“过姑米山,过沟祭海神”,肯定了上述汪楫《使琉球杂录》的说法。这表明《琉球三十六岛图》和《图说》确认钓鱼岛、黄尾屿和赤尾屿为中国的领土。徐葆光撰写的使录《中山传信录》记述中国册封使赴琉球的海上航路是:从福州出发,经花瓶屿、彭佳屿、钓鱼岛群岛北侧,自赤尾屿到达姑米山。该书引用琉球王国权威学者程顺则的《指南广义》材料,说明“姑米山,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即镇守琉球王国边关之山,而将现今八重山群岛的“与那国岛”称为“此琉球极西南属界”,更明确地指明中国与琉球的分界是在赤尾屿与姑米山(即古米岛)之间的海槽。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被历代学者们认为“严谨可靠”,后来它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广为流传,成为日本人了解琉球的重要资料来源。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奉命巡视台湾的清政府官员黄璥撰写的《台湾使槎录》卷二《武备》记述了中国台湾海域军事防守情况:“近海港口的哨船可出入者,只鹿耳门、南路打狗港、北路蚊港、笨港、淡水港、小鸡笼、八尺门。其余如凤山大港、西溪壕港、蛲港、东港……可通杉板船。台湾州仔、尾西港仔……只容舶仔小船。……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此处十分明确地记载了钓鱼岛为台湾所属“可泊大船十余”的港口。同样的记载也见于清代范咸《重修台湾府志》、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和李元春的《台湾志略》等书。清朝政府把钓鱼岛群岛置于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常派遣水师船队去钓鱼岛群岛海域巡逻。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奉旨前往琉球的中国使臣周煌撰写的《琉球国志略》卷5“山川条”记述琉球“环岛皆海也。海面西距黑水沟与闽海界,福建开洋至琉球,必经沧水过黑水沟”。这清楚地说明:琉球西边以黑水沟与闽海为界。“闽”指中国的福建,“闽海”即指福建的海面。也就是说,黑水沟是琉球海面与福建海面交界的海沟。该书第十六卷中提到清朝第二次册封使汪楫《使琉球杂录》记载“问沟之意,曰中外之界也”。证实了“黑水沟是中国与琉球国之分界。所谓“黑水沟”,是指“冲绳海槽”。

日本最早有关于钓鱼岛的文字记载,是1785年日本学者林子平所著《三国通览图说》中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该图是以中国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为依据编绘的。该图采用中国的“钓鱼岛”为岛名,并将钓鱼岛群岛和中国大陆福建、浙江用同样的淡红颜色标出,而古米岛则同琉球一样为黄褐色,清楚显示它们是两个国别区域,并在古米岛下加注说:“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日本学者林子平绘制的这幅图表明,当时的日本文献也确认钓鱼岛群岛是中国领土。

清嘉庆七年(1802年),册封使李鼎元著《使琉球记》记述了过台湾北部彭佳山,过钓鱼岛,再过“黑水沟”时投生猪羊祭海。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册封使齐鲲著《续琉球国志》,再次谈到过赤尾屿后,过黑水沟祭海一事,再次表明“黑水沟”(冲绳海槽)是琉球国与中国之间自古以来的自然分界线。1875年,日本出版的《府县改正大日本全图》也是按照这条自然分界线而没有包括钓鱼岛群岛。1879年,中国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就琉球归属谈判时,中日双方仍确认,琉球是由36岛组成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群岛。

清朝同治二年(1863年)刊刻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也标明钓鱼岛群岛属于中国领土,而久米岛属于琉球。

前面列述的史实证明了:中国拥有钓鱼岛群岛的领土主权的历史根据和法理根据是充分的、确凿的、无可争辩的。

日本窃取钓鱼岛群岛,完全违反国际法准则

日本国际法学会于1980年编辑出版的《国际法辞典》(岩波版)在“尖阁列岛”(即我国钓鱼岛群岛)条目内介绍了“日中双方关于尖阁列岛归属问题的主张”,其中写道:“……日本方面则主张,尖阁列岛属冲绳县管辖,1895年1月4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决定,在当地设立标桩,该列岛便正式编入日本领土。在此之前,这些列岛在国际法上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无主地。而且,通过日本政府编入日本领土的措施和其后对该列岛进行有实效的统治,根据先占之法理,该列岛在国际法上便有效地完成为日本领土。……日中双方的分歧,下列两点是重要的:第一,在1895年时,从国际法角度看,尖阁列岛究竟是中国领土还是无主地?第二,日本通过1895年编入领土的措施和其后具有实效的统治,是否在国际法上已有效地取得了对该列岛的领有权?”

下面针对日本国际法学会编辑出版的《国际法辞典》(岩波版)中提出来的上述两个问题,从国际法角度来进行分析和论证:

“第一,在1895年时,从国际法角度看,钓鱼岛群岛究竟是中国领土还是无主地?”

本文在前面第二大部分中已经论证了“根据国际法关于领土的固定性原则,钓鱼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钓鱼岛群岛是由古代中国人民首先发现、命名、开发经营的,从明朝起,钓鱼岛群岛已经正式列入中国版图内,已由中国政府作为海防区域确立了统治权,已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一直受中国明、清两代政府主权管辖,而绝不是日本某些人所说的“无主地”。日本某些人故意将“无主地”与“无人居住岛屿”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加以混淆。按照传统国际法,“无人居住岛屿”并不等于“无主地”。在传统国际法中,“无主地”是指未经他国占领或经占领但已放弃的、不在他国主权之下的土地,是先占的对象;所谓“无人居住岛屿”,是指这些岛屿环境险恶,长期无人居住,但这些“无人居住岛屿”并非“无主岛屿”。国际法要求国家对“无人居住岛屿”和“有人居住岛屿”行使管理权的程度也不一样;通常,对“有人居住岛屿”的管辖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对“无人居住岛屿”关键在于主权属谁,至于管辖则可以断续行使,可以象征性占有。在许多国际案例中,国际法庭对“无人居住岛屿”的仲裁判决,满足于稍许行使权利,例如,在1865年阿维斯岛(Aves Island)一案中,西班牙就根据该岛无人居住和不能居住这一事实,由西班牙人通过发现和象征性占用加以合并[5]。在1924年“帕尔马斯岛案”的国际仲裁裁决中,仲裁员指出:“实际上的主权不可能每时每刻在一块土地上的每个点都行使;间断(internittance)和中止必然因所涉及的可居住的和杳无人迹的地区而不同”[6]。1931年克利伯顿(Clipperton)岛仲裁案的裁决指出,对于“不适宜于居住”的地方,“如果一块土地完全无人居住,自先占国最初出现在那里之时起,就处于该国绝对的和无可争辩的支配下。从那时起,占有应被认为是已经完成,因而这种占有便是完全的占领”[7]。1933年丹麦和挪威关于“东格陵兰(Eastern Green Land)岛法律地位案”的国际法院判决中,也阐明了上述这个原则,并得到国际上的普遍承认。因此,明、清朝时期,在钓鱼岛群岛这样的边远小岛上是否有中国人定居,并不影响中国对这些岛屿的主权。从国际法角度看,钓鱼岛群岛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一直由中国明、清朝政府对其行使国家主权。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国际社会都是认同的,琉球政府、日本政府、中国政府之间都没有任何争议。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所以,日本某些人关于钓鱼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无主地”的论调是荒谬至极的,是根本歪曲历史事实真相和完全违反国际法准则的。

“第二,日本通过1895年编入领土的措施和其后具有实效的统治,是否在国际法上已有效地取得了对该列岛的领有权?”

为了深入考证日本国际法学会编辑出版的《国际法辞典》中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下面看一看日本窃取钓鱼岛群岛的经过情况:

1871年日本开始吞并琉球国,1879年以其地置冲绳县,归入日本版图,于是出现日本与中国清朝政府对琉球领有权的争执。当时,美国一个已下台的总统格兰特出面调停。清朝政府提出一个解决琉球问题的“三分方案”,主张对琉球一分为三,即奄美群岛属日本;冲绳群岛及其周围为独立的琉球王国领土;南部的宫古群岛和八重山群岛属中国。而日本则提出一个“平分方案”,把琉球一分为二,即冲绳岛以北属日本,宫古群岛和八重山群岛属中国。清光绪六年(1880年)中日两国代表草签了平分琉球的分界方案,但这个方案最后未得到清朝光绪皇帝的批准而被搁置下采。然而,即使根据日本这个“平分方案”,中日双方仍确认:琉球系由36岛组成,根本不涉及钓鱼岛群岛。由此可见,在甲午中日战争和《中日马关条约》之前,日本在处理琉球问题上也没有把钓鱼岛群岛纳进去。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个方案都没有提到钓鱼岛群岛。钓鱼岛群岛属于中国领土,这是中日双方一致公认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对外积极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军国主义竭力企图征服中国台湾,在鲸吞台湾之前先行吞食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群岛离琉球的石垣岛较近,成为日本夺取的第一个目标。

1884年,日本商人古贺辰四郎派人到黄尾屿上采集信天翁羽毛,在岛上树立标记,上写“黄尾岛古贺开垦”,翌年他向冲绳县令提出租借开拓该岛的申请,未被受理。日本政府派员对钓鱼岛群岛作秘密“调查”。据日本官方档案《日本外交文书》第十八卷记载,1885年9月22日冲绳县令西村根据日本内务省命令所调查称:“有关调查散在本县与清国福州之间的无人岛事宜,依先前在京本县大书记官森本所接秘令从事调查,概略如附件。久米赤岛、久场岛及钓鱼岛为古来本县所称之地方名,……隶属冲绳县一事,不敢有何异议,但该岛与前时呈报之大东岛(位于本县和小笠原岛之间)地势不同,恐无疑,系与《中山传信录》记载之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等属同一岛屿。若属同一地方,则显然不仅为清国册封原中山王使船所悉,且各附以名称,作为琉球航海之目标。故是否与此番大东岛一样,调查时即立标仍有所疑虑”[8]。日本内务卿山县有朋要求再作调查,以利建立日本的“国标”。1885年10月21日,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致内务卿山县有朋的信中称:“经详查熟虑,该等岛屿也接近清国国境。与先前完成勘查之大东岛相比,发现其面积较小,尤其是清国对各岛已有命名,近日清国报章,刊载我政府拟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之传闻,对我国抱有猜疑,且屡次引起清政府之注意。此刻若公然建立国标,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重要物产等,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外务卿井上馨还叮嘱内务卿山县有朋,不宜将日方秘密调查公诸报端,而要暗中进行,以免引起中国及国际上的异议或反对。同年11月24日,冲绳县令西村将奉命调查结果秉报内务卿,要求给予指示:“建立国标一事,如前呈文,未必与清国完全无关,万一发生纠纷,如何是好”。翌日,内、外务两卿联名下令:“切记目前不可建(国标)”[9]。直到1893年,日本冲绳县知事要求将钓鱼岛等划归冲绳时,日本内、外两卿仍以“该岛究竟是否为帝国所属尚不明确”为由而予以拖延。从前面列举的史料,可以看到:从1883年直到1893年,日本企图侵占钓鱼岛群岛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多次派人暗中对钓鱼岛群岛进行调查和探察,但由于当时日本国力有限,时机尚未成熟,不敢轻举妄动,不敢公开吞并钓鱼岛群岛,害怕引起中国及国际舆论的反对。从1885年9月日本冲绳县提出第一次报告到1893年11月提出第四次报告,历时8年多,日本有关当局不敢贸然批准在钓鱼岛群岛建立国标。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军队大败。1894年10月,日本侵略军队从朝鲜半岛渡过鸭绿江,进攻中国,另一支日军在辽东半岛登陆,从背后袭击旅顺、大连等军事重镇,直接威胁到北京清王朝的统治。在此形势下,同年12月27日,日本内务大臣野村靖发密文给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称:关于在“久场岛”(黄尾屿)、“钓鱼岛”建标桩一事,虽已下令暂缓,“但今昔形势已殊”,对这些岛屿日本“需加管理”,故应重议此事,外务省表示同意,称“请按预定计划适当处置”,结果,翌年(1895年)1月14日,即中日战争尚未结束时,在未通知清朝政府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便通过“内阁决议”,先行秘密窃取了中国领土钓鱼岛群岛,将钓鱼岛群岛划归日本冲绳县所辖,并在岛上建立标桩[10]。1895年1月至2月,日本侵略军进攻威海卫,清朝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至此清军全面溃败,在日本的压力下,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给日本。日本侵略者于1895年5月29日在接过台湾时,派遣军队侵占钓鱼岛群岛,当时日本“征台舰队”的《台湾匪贼征讨》笔记记载:“[1895年5月]二十九日……午前九时,桦山总督先到(钓鱼岛)南约五海里处预定集合地点”。

1900年5月,日本冲绳县师范学校教师黑田岩垣到钓鱼岛进行调查,他把钓鱼岛、赤尾屿及其中间的岩礁群,总称为“尖阁列岛”,当年在日本《地学杂志》12辑140卷发表《尖阁列岛探险纪事》一文,首次使用“尖阁列岛”名称。据该调查报告称“尖阁列岛”来源于英国海军地图,在英国海军地图上记载了航海路线,把钓鱼岛和黄尾屿之间的岩礁群称为“尖头诸岛屿”,黑田岩垣把它译为“尖阁列岛”。1921年7月25日,日本政府将该岛作为“国有地”编入日本地籍时,将“赤尾屿”改称为“大正岛”。

1895年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侵占钓鱼岛群岛长达50年之久。

前面列述的史实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日本政府对钓鱼岛群岛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事先策划的侵略行为,按照现代国际法,侵略行为不能产生合法权利。1895年1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决定将钓鱼岛群岛划归冲绳县管辖并建标,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偷偷进行的,当时日本不敢把这个决定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只由内务省向冲绳县知事发出“照办”的指令。但是,日本政府却没有遵循明治宪法程序,将该决定上奏天皇;天皇也没发出敕令,以便完成国内行政手续;也没将此事在官报或报刊上刊载或发出通告,以表明国家对该岛屿的占领意思;而冲绳县知事也没有为此事在县内发出告示。即便是在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3月5日伊藤博文首相《关于冲绳县郡的组成令》中也没有提及此事(其中只字未提钓鱼岛或尖阁列岛)。直到55年之后的公元1950年12月,日本外务省编纂的《日本外交文书》第18卷才刊登此事。事实上,日本政府是利用它发动的甲午战争之机以其强大的军事势力,窃取了中国的钓鱼岛群岛,这是一种明火执杖的强盗行为,完全违反国际法准则。从国际法角度看,日本虽一度窃取钓鱼岛群岛,但也改变不了钓鱼岛群岛领土主权归属中国的事实。

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必须将钓鱼岛群岛归还中国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签订的《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要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11]。《开罗宣言》还宣布“剥夺它(日本)自1895年以来取得的一切领土”。这当然包括钓鱼岛群岛。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它小岛之内”[12]。日本既然已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就必须放弃它所攫取的所有中国领土,这当然同样包括作为中国台湾附属岛屿的钓鱼岛群岛。但是,日本在投降时将中国台湾归还给中国时,却没有把中国的钓鱼岛群岛归还中国,而且把它在甲午战争中窃取中国钓鱼岛群岛一事深深地掩盖起来,致使钓鱼岛群岛问题成了一个历史悬案。

美日两国之间私自签订的违犯中国主权的任何条约和协议,均不具备决定钓鱼岛群岛领土主权归属的法律效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将钓鱼岛群岛以归冲绳县管辖为借口交由美国“托管”,美国政府片面宣布对钓鱼岛群岛拥有所谓“施政权”,这是完全非法的。美日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50年6月2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强烈谴责美国的非法行为,严正声明中国人民保卫祖国领土的决心,表示要“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13]。1951年9月8日,美、日等国将参加对日作战的中国等国排除在外,片面缔结了《旧金山和约》,该和约第三条规定:“美国将北纬二十九度之南西诸岛(包括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孀妇岩岛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与琉璜列岛)及冲之岛与南鸟岛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惟一管理当局”[14]。《旧金山和约》签订后,中国政府以周恩来外长的名义,先后发表多次声明,严正指出,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日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绝不接受。对于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因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无论其内容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15]。1953年12月25日,美国根据《旧金山和约》,发出一份美国政府第27号令,即关于“琉球列岛地理界线”的布告,该布告称,“根据1951年9月8日签署的对日和约,有必要重新指定琉球列岛的地理界线,并将当时美国政府和琉球政府管辖的区域指定为,包括北纬24度、东经122度区域内各岛、小岛、环形礁、岩礁及领海”[16]。这样就把中国领土钓鱼岛群岛划入了“琉球列岛地理界线”的范围内。十分明显,钓鱼岛群岛根本不属于琉球群岛,但美国当局却非法地将钓鱼岛群岛划在美国托管的琉球管辖区内,进行所谓“施政”。这是美国对中国领土钓鱼岛群岛的非法侵占。

1971年6月17日,美日两国签署《归还冲绳协定》(《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定》),公然把中国领土钓鱼岛群岛划入“归还冲绳区域内”,企图借“归还冲绳”之机,使日本一举实现“领有钓鱼岛群岛”的阴谋目的。随着《归还冲绳协定》的签订,日本政府据此主张钓鱼岛群岛属于日本冲绳县的一部分,在从美国手中“接管”冲绳“施政权”的同时,公然决定把钓鱼岛群岛及其周围海域划入日本自卫队的“防空识别圈”内。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强令日本国会通过所谓《归还冲绳协定》的过程中,公然叫嚷钓鱼岛群岛是“日本领土”。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1971年11月9日的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议上说:“尖阁群岛(即钓鱼岛群岛)是作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而处于美国施政权之下的地区。这次协定上明确记载要归还给日本”。日本外相福田纠夫也在同一次会议上说:“这个群岛是日本的领土”、“防卫问题当然也应当包括在内”。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明目张胆的侵犯,暴露了日本政府迫不及待地妄图把中国的钓鱼岛群岛攫为已有的侵略野心。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于1971年12月30日发表声明,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和重要论据,斥责了日美之间私相授受的阴谋,严正指出“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7]。1972年3月4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安致远在联合国海底和平利用委员会上重申钓鱼岛群岛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者染指,揭露美日相互勾结、私相授受、企图强占钓鱼岛群岛是公然的侵略行径。同年3月8日,日本外务省为统一口径,发表了关于钓鱼岛群岛领有权的所谓“正式见解”,鼓吹日本对钓鱼岛群岛“拥有主权”的荒谬论调。

在中国人民及全世界华侨华人群情激愤和强烈抗议的形势下,美国政府一方面偏袒日本,把钓鱼岛群岛划入“归还冲绳区域”,宣称要把钓鱼岛群岛的“施政权”交还给日本,另一方面,迫于中国政府的坚决斗争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华侨华人保卫钓鱼岛群岛运动的高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不得不在1971年3月24日和4月4日表示“归还冲绳时,钓鱼岛群岛的施政权将交还日本,但对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美国采取中立立场”,“关于领有权的争议,应由有关当局谈判解决”。1971年10月,美国政府表示:“美国认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行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对此等岛屿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解决的事项”[18]。直到1996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发言人伯恩斯仍然表示:“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列岛的主权主张”[19]

日本挑起钓鱼岛群岛争端,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日本加紧复活军国主义势力的一个严重步骤

中日两国政府在1972年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和在1978年8月12日正式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双方从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一致同意将钓鱼岛群岛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留待时机成熟以后再解决。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访问日本时曾就钓鱼岛群岛问题向日本新闻界发表谈话表示,双方在钓鱼岛群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两国政府把这一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放不要紧,等10年也没关系,将来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20]。这表明中国政府在钓鱼岛群岛问题上的明智和理性。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政府放弃钓鱼岛群岛领土的主权。日本方面却一再破坏约定,违背承诺,在日本始终有些人竭力否定中日双方就搁置钓鱼岛群岛问题所达成的谅解,顽固地大肆鼓吹钓鱼岛群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谬论,坚持将钓鱼岛群岛及其周围海域排除在中日联合开发区之外。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日益突出和军国主义势力日益复活,日本不但没有认真履行中日双方达成的谅解,而且更变本加厉,不断地采取挑衅行动,逐步扩大实际控制和侵占钓鱼岛群岛的实力。近20多年来,日本为了把中国领土钓鱼岛群岛抢到手,除了连篇累牍地以所谓“决议”、“答辩”、论文、书籍、电视广播等形式大放厥词,歪曲历史事实,玩弄荒谬逻辑,运用多种宣传手段外,还进行了种种阴谋活动,制造种种事端,在钓鱼岛群岛上接二连三地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例如在岛上建造直升飞机场、建立灯塔、标碑、石墙、水槽、铁丝网、设置水文站、气象站等,不断地对钓鱼岛群岛及其周围海域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勘察和武装巡逻活动,右翼团体组成“尖阁群岛领有敢死队”登上岛屿“安营扎寨”等等,以多层形式对钓鱼岛群岛加强实际控制,妄图造成“日本独占”这些岛屿的“既成事实”,玩弄“我占归我”的伎俩和阴谋诡计来蚕食中国的领土。日本一些人公开宣称“尖阁群岛是日本领土,目前正进行有效控制,关于领有权问题没有必要同任何外国协商”,再三叫嚷“中国提出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真是咄咄怪事”。

1979年5月,日本政府动用军用船只将人员和器材运到钓鱼岛,在钓鱼岛西南部中间修建了一个40平方米的混凝土浇注的直升飞机场,在钓鱼岛的东面建有预制构件的房屋以及铁丝网和石墙,还建造了石碑、警告牌和水槽等。设在钓鱼岛最高峰腹部的一个气象站也在1979年5月23日建成并投入使用。在钓鱼岛和南小岛还分别设置了水文站。日本政府不断派人到钓鱼岛群岛及其周围海域进行调查,据不完全统计,自1979年至1984年初,日本对钓鱼岛群岛组织的较大规模的调查活动达6次之多[21]。对此,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约见日本临时代办伴正一提出抗议,并声明不承认日本这些行为具有任何法律价值。当天晚上,日本官方长官田中发表谈话称“调查是基于保护渔民安全需要进行的,尽管中国抗议,但调查继续进行”。

1985年,日本出版国家地图集《日本大地图集》将钓鱼岛群岛归入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行政管辖范围。

据报道,日本军政界一些人指示研究钓鱼岛群岛问题的“不测事态”,“充分做好准备”,他们想利用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形势的变化,对外显示日本的军事实力。日本海上保安厅横蛮无理地对中国(包括台湾省)人民在钓鱼岛群岛海域进行正常作业的渔船和科学调查船进行监视、挑衅、威胁和武力驱赶,例如,1983年5月,中国“海洋3号”科学考察船在钓鱼岛群岛海域进行科学考察时,日本政府派遣飞机和巡逻艇进行监视、拍摄、录像,严重干扰正常作业。1989年9月,进入钓鱼岛群岛海域避风的台湾渔船“源胜号”的3名渔民遭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队的残酷殴打,强迫船长在一份警告书上签字,粗暴地进行人身侮辱。日本琉球政府法务局出入境管理厅一些官员宣称,中国人若要进入钓鱼岛群岛境内,应先取得正式的入境签证,只有持日本琉球高级行政长官的签证才可以登上钓鱼岛群岛。1990年10月21日凌晨,载运台湾区运会圣火的台湾渔船“上宾一号”和记者船“海翔一号”在台湾民众的热烈欢送下,从台湾宜兰县南方澳渔港出发,直驶钓鱼岛。可是,当渔船行驶到钓鱼岛附近9公里处海面上时,竟遭到日本军舰、日本飞机强力阻拦,经3小时僵持后,台湾区运会的圣火队被迫返航,未能登上钓鱼岛。消息传出后,中国人民及全世界华侨华人群情激愤,纷纷抗议日本政府粗暴阻挠中国人民的自主权利。1990年10月25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李金华声明:“中国对固有领土钓鱼岛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最近围绕钓鱼岛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日本方面挑起的,责任应由日本方面承担。中国政府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停止一切在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侵犯中国主权的活动”[22]

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又在钓鱼岛上设置灯塔,横蛮无理地要求根据航线标识法正式批准为航标。同年同月20日,日本政府宣布开始实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把中国领土钓鱼岛群岛也包括在内。同年8月18日,日本冲绳县的右翼团体“尖阁列岛防卫协会”,悍然在钓鱼岛南侧竖了一块画有日本太阳旗的牌子。同年9月9日,日本一些人再次非法登上钓鱼岛。日本外相跑到香港发表演说,公然宣称钓鱼岛群鱼是“日本固有领土”,“没有特别加以说明和解释的必要”。另据报道,日本有关当局竟扬言,必要时“用实力排除”。1996年度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公然把中国列为最大的“假想敌”。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及全世界华侨华人对日本围绕中国领土钓鱼岛群岛再次采取挑衅行动,表示极大的愤慨。同年8月30日、31日和10月18日,我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刊登文章,严辞揭露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吞并钓鱼岛群岛的侵略野心。同年9月10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召见日本驻华公使阿南惟茂,就日本侵犯钓鱼岛群岛的活动,提出强烈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同年9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谴责了日本侵犯钓鱼岛群岛的活动,称其为非法和无效,再次警告日本政府,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必将对中日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同年同月11日,中国驻日本大使向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就日本侵犯钓鱼岛群岛的活动,又提出抗议,再次重申钓鱼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同年9月30日,我国国务院领导在国庆招待会上讲话,对日本政府提出尖锐批评,并明确表示中国绝不会放弃对钓鱼岛群岛的主权。

新华社北京1997年5月6日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日本国会议员西村真悟等人非法登上中国领土钓鱼岛,这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同日,中国外交部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表明了中国的强烈愤慨和抗议,并阐述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23]

日本挑起钓鱼岛群岛主权争端,妄图把中国领土钓鱼岛群岛攫为已有的侵略野心和挑衅行动,是日本政治右倾化日益突出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日本加紧复活军国主义势力的一个严重步骤,正如199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日本别干蠢事》中所指出的:“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主权挑战,决非偶然,而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对外炫耀实力的必然表现。近年来,日本不断有人歪曲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向国民灌输军国主义意识;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竭力挑拨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为向外扩展势力制造借口;强化日美安保体系,扩大防卫范围,甚至在防卫白皮书中侈谈什么‘要关注中国军队的动向’;不断增加军费,扩充军备,想方设法向海外派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长期以来,亚洲国家一直担心日本会走军国主义老路。这并非杞人忧天。日本这一系列所作所为,像是在把这种担心变成现实。看来,日本某些人头脑膨胀,忘乎所以。亚洲各国人民应当设法让他们的头脑冷静些,别干蠢事,同时,对日本的动向保持高度警惕”。[24]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4期)



[1] 广西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

[2] 参见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朱永其等同志的论文《关于东海大陆架晚更新世最低面》,载《科学通报》,1979年第7期。

[3]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页56

[4]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61年版),页9596

[5] 海特:《国际法中的发现、象征性合并和实际有效性》,载《美国国际法杂志》第29卷,页461。转引自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页910

[6] 斯克斯:《海牙法庭报告书》,第2集,页84。转引自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页91

[7] 1932年《美国国际法杂志》,页390。转引自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页99

[8] 《日本外交文书》,第20卷。转引自钟严:《论钓鱼岛主权归属》,载《人民日报》,19961018

[9] 《日本外交文书》,第18卷,《杂卷》。转引自钟严:《论钓鱼岛主权归属》,载《人民日报》,19961018

[10] 《日本外交文书》,第23卷。转引自钟严:《论约鱼岛主权归属》,载《人民日报》,19961018

[11]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页407

[12]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二分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页773

[13] 《周思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页19

[14]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页253

[15] 《国际条约集》(19421952)(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页368

[16]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1018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19711230),载《人民日报》,19711231

[18]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政会,第九十二届国会记录,1971102729日,页91。转引自钟严:《论钓鱼岛主权归属》,载《人民日报》,19961018

[19] 香港《东方日报》,1996912

[20] 《人民日报》,19781026

[21] 《海洋世界》,1991年第2期,页3

[22] 《人民日报》,19901026

[23] 《人民日报》,199757

[24] 《人民日报》,1996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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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7 - 28
资料图:美军鱼鹰偏转翼直升机人民网北京7月26日电(邱越)据美媒消息,美国日前同意向日本出售246枚“标准-2”舰对空导弹和4架V-22“鱼鹰”倾转旋翼飞机。军事专家曹卫东在接受《今日亚洲》采访时表示,日本此举的根本目的是企图为修改和平宪法作军事扩张的准备,提升其进攻作战和远海作战能力。日购入美先进武器剑指中国据美国防务新闻网21日报道,美国国务院日前批准了一项总额达8.21亿美元的军售案,同意向日本出售246枚“标准-2”舰对空导弹,这些导弹将被安装在海自的4艘“金刚”级,以及2艘“爱宕”级驱逐舰上。军事专家尹卓在接受央视《今日关注》采访时指出,鱼鹰运输机比直升机速度快得多,并且能够在很多固定翼飞机无法降落的地区降落。一旦钓鱼岛发生争岛作战,凭借鱼鹰运输机,日本可抢占先机,快速投送其作战力量。“鱼鹰运输机在远程兵力投送和登岛夺岛作战中都能发挥重要作用。”曹卫东如是说。另据五角大楼的一份新闻稿说,美国海军方面19日将价值5.45亿美元的合同给了贝尔·波音公司,由其为日本生产4架V-22“鱼鹰”倾转旋翼飞机。尹卓指出,目前日本“金刚”级和“爱宕”级驱逐舰上装备的主要是“标准-3”导弹,其主要功能是反导、或反卫,针对的是太空目标,面对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其能力则非常薄弱。日本购买“标准-2”就是要弥补这一短板,来针对中国大量能力强、射程大、速度快的反舰导弹。日扩张军事能力野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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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12 - 21
资料图: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毗连区海域巡航国际在线专稿:据日本NHK新闻网12月21日报道,因对钓鱼岛周边加强“警备”后存在人手不足的问题,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在下一年度的预算中要求增员。但在此之前,日本海保又紧急要求在本年度(截至2017年3月31日)内增加100多名职员。报道称,在2012年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国海警船频繁赴钓鱼岛执勤,因此海上保安厅也形成了由12艘大型巡视船组成的专门应对体制。但是今年8月,日本在钓鱼岛周围发现最多出现了15艘中国海警船。于是,海上保安厅开始从全国其他地方派出巡视船支援。受此影响,在各地人手不足情况持续的同时,巡视船上的人数也少于额定人数,这加大了现场执勤人员的负担。为此,日本海上保安厅虽然已经在下一年度的预算概算中要求增员300多名,但是仍然无法满足现场需求,于是决定在本年度内再增员100余名。报道称,在不断强化对钓鱼岛“警备”的情况下,可以看出日本海上保安厅面临进一步完善体制的实际情况。但是,巡视船的船员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今后对新增职员的教育也成为一项课题。(徐艺源)来源:中青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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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03 - 20
图为《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两本书的封面。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这是不争的事实。3月16日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顺风相送·指南正法》新书发布会上,最早记载钓鱼岛的史籍《顺风相送》影印本首次与读者见面,为这一事实提供了有力佐证。  《顺风相送》是一部航海指南,约成书于明代,共127则,主要记录了关于气象方面的观察方法、州府山形水势、前往各地的航程等。其中“福建往琉球”一则记载了福建到琉球的海路,第一次出现了“钓鱼屿”(即钓鱼岛)、“赤坎屿”(即赤尾屿)的名称。  这段文字是目前证明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这些岛屿的文献资料,是最有信服力的历史证据。 《指南正法》约成书于明末清初,也记录了钓鱼岛的有关情况。《顺风相送》《指南正法》二书珍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均为手抄孤本。博德利图书馆原中文部主任戴维·赫利韦尔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2016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代表团访问该馆时,他展示了二书的原本,并建议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旗下的中华书局出版二书的仿真影印本。中华书局对此书高度重视,除保持原书原貌、印制精美外,还将两书中有关钓鱼岛的文字摘录出来,印在函盒上,使本书价值一目了然。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姜军表示,出版《顺风相送·指南正法》是中国出版集团服务国家大局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是自觉履行国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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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8 - 06
据日本共同社,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5日下午称,当天下午进入钓鱼岛附近日本领海的中国船只包括6艘渔船和2艘海警船。这是中国公务船和渔船首次同时进入尖阁附近领海。5日晚,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杉山晋辅召见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表示强烈抗议,称“这是侵犯日本主权的行为,日本决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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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8 - 10
不应将钢铁产能过剩这一全球性问题归咎于中国         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针对我国钢铁去产能进展情况的一些舆论做出回应,发改委产业司巡视员夏农表示,我国已经采取了坚决有效的措施化解过剩产能,而且成效正在逐步显现。针对一些国家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夏农认为,产钢国家应该一同努力,出台积极举措化解过剩产能,而不应将钢铁产能过剩这一全球性问题归咎于中国。  钢铁产能过剩是全球问题,中国去产能任务仍十分艰巨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增加,全球供需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夏农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产能过剩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我国与全球钢铁行业面临的困境一样,市场需求不振、产能利用率低。  “我国主要采取市场机制、经济手段和法治办法化解钢铁过剩产能,事实证明是有效的。”夏农列举数字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钢铁产量同比下降1.1%,价格回升,3月份钢铁全行业当月实现扭亏为盈,4月份起实现累计扭亏。”  夏农介绍,在全球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我国近年来的产能利用率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美、欧等国家和地区。根据世界钢铁协会数据,2014年全球粗钢产能利用率为73.4%,我国粗钢产能利用率为73.6%;2015年全球产能利用率为69.7%,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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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8 - 15
8月10日,一群小志愿者在浙江杭州小河直街合影留念。杭州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地处京杭大运河、小河、余杭塘河三河交汇处。G20杭州峰会召开在即,小河直街也来了一次华丽“变身”成为花园街。 中新社记者 章天启 摄  G20杭州峰会临近,社会上特别是网上的谣言开始有所传播。浙江省、市公安以及其他部门对此进行了回应辟谣。  1  辟谣  网上流传一个贴文“高速1-5号只出不进”  为保障G20杭州峰会安全顺利召开,公安机关将适时采取交通管控措施,但“高速只出不进”为谣言信息。请及时关注公安机关的权威发布和提醒。  2  辟谣  网传杭州安检卡口要求“某车主对携带的20多瓶矿泉水逐一开封喝一口”的消息  经确认,该消息为不实传言。对液体进行检查是安检工作常规做法,公安机关会按照严格的工作规范和操作流程开展相关检查,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尽量体现便利、便民的原则。  3  辟谣  餐饮店、菜场、副食品店、药店要停业?  “甘其食”包子门店店员:门店并没有接到停业的通知,峰会期间将照常营业,我们每天有不少附近单位的配送订单。9月份的订单也早就下了,一切照常!  体育场路“可莎蜜儿”门店负责人:目前没有接到上级公司关于暂时闭店的通知,也肯定不会主动关门。  建国路华东大药房店员:应市民群众配药的需要,营业一切如常。  和美弄“姚大姐放心菜” 老板:峰会期间,我们应该不关门,照常营业,大家还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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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8 - 22
“女排精神,洪荒之力!”“中国女排一直是我心中的神!”“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么一定是中国红”……当近10亿中国观众聚焦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当全世界华人瞩目这场意义远超体育竞赛的巅峰对决,一份久违的感动像闪电击中亿万观众,一股雄奇的力量穿越重洋,叩响每个中国人的心扉。  中国女排再夺奥运冠军,让人忆起曾经的光辉岁月。35年前的冬日,女排姑娘首次荣获世界冠军。咚咚的“铁榔头”,敲响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战鼓,提振了中国人的精气神。这支光荣的队伍不仅是竞技舞台上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更成为无数中国人的励志榜样。“三连冠”“五连冠”,在那个国门刚刚打开、人民呼唤精神力量的时代,中国女排以她们无畏的拼搏精神跨上巅峰,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能行”。在那个改革开放大幕初启、中国奋力追赶世界的时代,女排精神如同一面旗帜,让世人看到中国的集体主义、爱国精神、自强意志,能达到怎样的高度、能创造怎样的奇迹。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女排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价值标签。  时光流转,世事沧桑。30多年来,女排姑娘有过成功登顶的荣耀与辉煌,也有过跌入低谷的徘徊和迷茫。但“跌的有多深,反弹就有多强”,正如主教练郎平所言:“中国的女排精神与输赢无关,不是说赢了就有女排精神,输了就没有。要看到这些队员努力的过程。”坚守为国争光的梦想,永葆求新求变的精气神,不忘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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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8 - 27
2016年8月26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汤姆森。  李克强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恐怖主义、难民问题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全球化进程和信心受挫,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有增无减。中方坚定支持联合国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应对全球性威胁与挑战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李克强指出,今年适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45周年。45年来,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新形势下,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同各国一道应对挑战,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更好实现全球共赢共享。  汤姆森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国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期待同中国的关系与合作迈上新高度。
美丽的钓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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