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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法角度分析钓鱼群岛主权问题
日期: 201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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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伶伶[1]

内容提要 中国在15世纪最先发现钓鱼群岛。根据当时国际法上的发现即占有的“先占”原则,钓鱼群岛成为中国领土。此后数百年间,中国政府和民间对钓鱼群岛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和开发,使对该群岛的主权得以有效存续。日本1895年占领钓鱼群岛不符合“无主地先占”要件,不具备取得钓鱼群岛主权的法理前提;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抗议行为在国际法上使日本欲以时效取得钓鱼群岛主权的企图无法实现。中日两国应依据国际法寻求和平解决钓鱼群岛问题的最佳途径。在主权问题彻底解决之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是积极务实的做法。

关键词 钓鱼群岛 主权归属 先占原则 时际法原则

钓鱼群岛位于中国台湾东北的东海海域,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和北小岛五个岛屿及几个岩礁组成,其陆地面积共计6.5平方公里。钓鱼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然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占领,二战后根据《开罗宣言》日本理应将其归还给中国,但由于外来因素的干扰,钓鱼群岛一直未回归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中日之间就钓鱼群岛主权问题冲突不断,已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中日两国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21世纪,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钓鱼群岛主权问题已是大势所趋。

本文拟从国际法角度对钓鱼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进行客观的探讨,以期对解决钓鱼群岛问题有所裨益。

一、依照国际法领土取得“先占”原则,中国对钓鱼群岛拥有合法主权

“先占”是传统国际法上领土取得的一种方式,指“一个国家的占取行为,通过这种行为该国有意识地取得当时不在其他国家主权之下的土地的主权”[2]。先占原则至今仍是解决领土争端的重要国际法准则之一。

先占原则的内涵曾随着历史发展而演进。在18世纪以前,国家“发现”无主地即可取得其主权,单纯“发现”即可占有。18世纪中期以后,国际法上要求“无主地先占”必须是实际占有,应具备以下要件:一是占领国有占领的意思表示,具体表现为正式宣告并通知他国;二是占领国适当地行使了其主权,具体表现为占领的行动及采取驻军、升旗、划界等措施。

判断钓鱼群岛主权的归属,首先应解决适用哪一时期的国际法的问题,对此可根据“时际法”原则确定。时际法原则是在1928年的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中由仲裁员休伯首创的,指“一项法律事实必须根据与其同时存在的法律,而不是根据有关该事实的争端发生或解决时的有效法律来予以判断”。对于无主地的主权而言,应依据权利发生时的国际法来认定。休伯进一步引申说,在对其主权发生争议时,还应依据演进后的国际法认定该权利在争端发生之时是否持续存在。帕岛仲裁案之后,时际法原则成为一项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因而是认定钓鱼群岛主权归属应适用的准据法的有效依据。

根据时际法原则,关于钓鱼群岛主权的产生,应适用当时有效实行的国际法规则来判断。中国至迟在15世纪最先发现了钓鱼群岛,这已是中日两国官方和学界一致公认的史实。根据当时国际法上的“发现”,即占有的“先占”原则,钓鱼群岛在15世纪即成为中国领土。

关于在1895年日本强占之前中国对钓鱼群岛的主权是否存续,应适用18世纪演进后的国际法来确认,即看中国是否通过“适当地行使了主权”而使该权利有效存续。[3]在中国自15世纪拥有钓鱼群岛主权起的数百年间,明清两朝将钓鱼群岛列入疆域之内进行统治,在被日本强占之前,中国对钓鱼群岛的主权一直有效存续,中国是其惟一合法的所有者。换言之,在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决定将钓鱼群岛“编入”日本领土以前,中国已持续和平地对钓鱼群岛行使主权至少达400年之久。

对此,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学者提出了大量可靠而翔实的证据。

首先,钓鱼群岛由中国最早发现并命名。中国有关钓鱼群岛的文字记载可见诸明朝1403年左右出版的《顺风相送》。还有学者提出,早在1372年中国人杨载就最先发现该群岛。至1532—1534年,中国官方文献中已为钓鱼群岛命名。

其次,明清时期均将钓鱼群岛纳入疆域,长期有效地行使了主权。中国学者吴天颖在其著的《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一书中考证,中国早在明代即已将钓鱼群岛纳入海防区内,确立了军事管辖。1561年讨伐倭寇总督胡宗宪在其编撰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上,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包括“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将钓鱼群岛列入中国的海防区域之内。明清时期向琉球派遣的使者记录地志的史书[4]中记载,中国与琉球的分界是赤尾屿和古米岛(今“久米岛”)之间,钓鱼群岛属于中国。明清时期的多幅海疆图都清楚标明钓鱼群岛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时官方及民间皆视之为中国属土。在1863年清朝刻印的《皇清中外一统舆图》的卷六至卷八中,用中文明确标注我国版图包括钓鱼屿诸岛在内,而古米山以东用日文标名属于琉球。在行政上,钓鱼群岛明朝年间隶属福建省,清朝初年起隶属于台湾。

此外,中国官方和民间均对钓鱼群岛进行了开发利用。明清时期去往琉球的册封使皆利用这些岛屿作为航标。明清以来中国福建、台湾等地居民经常前往该群岛捕鱼采药,数百年间从未间停,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

在此需补充的是,国际法对不适宜定居的土地的主权行使要求较宽,并不以是否有人定居为判断是否行使主权的惟一依据,对主权行使的要求也不应理解为国家的主权每时每刻及于它的所有领土。由于钓鱼群岛均是不适于定居的小岛,受当时的技术装备等客观条件所限,明清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这里派军或设立行政机构常驻,将其纳入疆域并进行防卫已充分地行使了主权。

综上所述,钓鱼群岛早在明朝就由中国最早发现、命名而合法占有,并由中国政府和民间进行了有效的统治、防卫和开发使用,已在国际法上成为中国的固有合法领土。

二、日本依据“无主地先占”原则拥有钓鱼群岛主权的主张不成立

根据1971年3月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关于尖阁列岛领土权问题的统一见解》及翌年外务省情报文化局印制的《关于尖阁诸岛》的小册子,日本政府主张依据“无主地先占”的国际法原则,“尖阁列岛”(即钓鱼群岛,下同)主权归属日本,其主要理由是:

1.“尖阁列岛”是日本政府在明治十八年(1885)以后,经过实地调查,确认该地是无人岛,且没有清朝统治所及的迹象后,于明治二十八年(1895)1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于该地建设标桩,正式将其“编入”日本领土,所以不包含在基于1895年5月生效的《马关条约》第二条规定由清朝割让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内。

2.《旧金山和约》未将“尖阁列岛”包括在根据该条约第二条日本应放弃的领土之中,而是根据第三条置于美国的行政管理之下,包括在1971年6月17日签署的日美《归还冲绳协定》的归还区域之中。

3.中国对根据《旧金山和约》第三条处于美国施政地区内的上述各岛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因而表明中国并未认为“尖阁列岛”是台湾的一部分。

4.日本是依据国际法“先占”原则行事的。明治政府曾于1896年将“尖阁列岛”中的四个岛屿无偿借给古贺辰四郎开发经营30年,1932年获得个人所有权,说明日本通过民间实行了有效统治。

国际法上的“先占”首先必须以“无主地”为客体。所谓“无主地”,是指未经其他国家占领或其他国家放弃的土地。因此,钓鱼群岛于1895年被日本占领之时是否是“无主地”,乃是日本上述立论的基础和前提所在。此外,从日本对钓鱼群岛的占有过程来看,每一步骤均不符合“先占”的要件,日本的上述主张根本不成立。换言之,日本并不具备取得钓鱼群岛主权的法理前提。

1.钓鱼群岛在1895年之前是属于清朝的领土,当时虽无人定居(只有渔民季节性居住),但绝非“无主地”,这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已经论及。对该事实,就连日本官方史料中也有明文记载,一些尊重史实的日本学者也对此做出了考证。

根据当年日本官方关于确认无主地的调查结论,钓鱼群岛“并非无主之物”。1885年10月21日,日外务卿井上馨致内务卿山县有朋的信中称,“此岛屿近清国之境,较之前番勘察已毕之大东岛方圆甚小,且清国已命其岛名。近日清国报纸等,风传我政府欲占台湾近旁之清国所属岛屿云云,对我国心怀猜疑,我国已屡遭清政府之警示……”[5],并主张先只暗中进行调查,建立国标尚要待机而作。同年11月24日,冲绳县令西村将调查结果禀报内务卿:“建立国标一事如前呈文,或事关清国,万一有何不测,则当如何处置?”翌日内、外两卿联名下令:“目前勿建立为盼。”[6]由此表明,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的约十年间便已知悉钓鱼群岛为清朝所属,因当时清朝对日本的动向表现了极大关注,以致日本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在岛上建立国标的企图。

其次,1972年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所著的《“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析》一书中,也论证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的领土。[7]书中指出,早在1785年日本出版的《三国通览图说》及其附图上,就用同一颜色标明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隶属中国。此外,日本的地图中一直是用中国的名称标明钓鱼群岛的,“尖阁列岛”这一日文名称乃始于1900年黑岩恒的命名。这也证实了当时钓鱼群岛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2.日本对钓鱼群岛的占有自始至终未做占领宣告。1895年,日本以内阁决议形式将钓鱼群岛编入本国版图,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偷偷进行的,事先未作占领宣告,也没有通知中国或国际社会,明显属于“窃占”。主要原因是日本内、外务两卿已获知钓鱼群岛为清朝所属,担心为清朝得知后会遭到反对。同时,这也是清政府当时未做出任何反应的原因所在,对于这些无人定居的小岛,清政府尚未得知其已被日本占领,否则必会警告或采取行动。

而在此之前的1891年,日本在将小笠原岛偏南的无人岛硫黄岛纳入版图时,经内阁会议决议后,在当年敕令第190号的《官报》中通报了其经纬度、名称及所属官厅。此后在1898年将南鸟岛、1925年将冲之鸟岛纳入日本版图时,也履行了国际上承认的公告手续,由地方厅发布了府县告示。这证明日本是清楚国际法上“先占”的法定程序的,对钓鱼群岛的秘而不宣行为使日本的“先占”在法理上无法自圆其说。

3.在日本主张“先占”的1895年之前,日本未曾对钓鱼群岛“适当地行使主权”,在日本官方文件中没有其管辖权在1895年以前及于钓鱼群岛的任何证据。如1880年中日两国讨论琉球地位问题时,日方出示的草案中,根本未提及钓鱼群岛。而且,日方一直主张的“明治二十九年敕令13号”,事实上也仅是关于冲绳县编制的地方行政编制法令,并非国土编入的敕令书,且其中根本没有提到钓鱼群岛。就连1896年3月5日伊藤博文首相《关于冲绳县郡的组成令》中,也只字未提“钓鱼岛”或“尖阁列岛”。虽然1895年1月日本内阁就此做出了决议,但钓鱼群岛上一直未建立国标,现存的“国标”也是1969年5月15日即在得知钓鱼群岛海域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后,由石垣市建立的。因此,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日本在争端发生之前曾对钓鱼群岛进行过有效统治。

上述事实从法理上反证了1895年以前钓鱼群岛属于中国,日本政府所主张的“无主地先占”这一虚假命题也自然不攻自破。

三、日本以“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取得钓鱼群岛主权的理由不成立

除“无主地先占”原则外,日本提出的另一主张是进行了“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这指的是1896年9月即日本以内阁决议方式决定将钓鱼群岛纳为“国有地”后的翌年,日本福冈县古贺辰四郎获得日本政府批准,无偿租借钓鱼群岛30年进行开发之事。其实,古贺早在十年前就提出申请,而日本政府考虑到“该岛是否为日本帝国所属尚不明确”,所以一直未予批准,直到《马关条约》签订一年后才批准其租借请求。1932年,日本政府将钓鱼群岛中的四岛“出售”给个人,使之成为“私有地”。二战后,该四岛又几经“转让”。为进一步达到“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的效果,2003年日本政府甚至不惜采取“租借”方式从“私人所有者”手中获得了对钓鱼群岛中三个岛屿的“管理权”(1972年日本政府已开始租借久场岛),年租金为2256万日元。[8]

然而,日本政府这一以尊重“私人所有者”为名进行“实际管理”之举,并不能产生任何法律上的意义和效果。这是因为,如上所述,钓鱼群岛是属于中国的领土,日本政府将自己无权占有、使用和处分的中国的土地擅自“出租”、“出售”给他人,是一种自始无效的行为,该“私人所有者”并不能以其在法律上存在重大瑕疵的“私人所有权”对抗中国对钓鱼群岛的主权主张。

事实上,日本政府此举的根本目的是:限制转售该群岛,阻止第三者登岛,以此对主权存在争议的钓鱼群岛进行控制,给国际社会造成一种实际控制的既成事实,以期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根据国际法有关以“时效”方式取得领土的规定,一个国家在没有任何国家抗议或反对的情况下,连续实际占领和控制管理某一领土达到一定的期限[9]以上,即可获得对该土地的主权。从中可看出,“抗议或反对”被视为导致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对此,英国国际法学者布赖尔利曾解释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断的外交上的或者其他的书面抗议足以“打断”通过时效取得领土主权。[10]日本如欲以时效方式取得钓鱼群岛主权,必须在中国长期默许、不提出异议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但事实上,不论中国中央政府还是台湾地方当局,在拥有钓鱼群岛主权上的表态,长期以来都是非常坚定、明确和一致的。

在1951年日美签订《旧金山和约》时,台湾当局就向美国正式提出抗议,反对有关琉球群岛之安排,其时对于钓鱼群岛,由于和约条文没有言明属托管范围,而台湾渔民在此之前一直自由往来该群岛作业,故未单独进行抗议。1969年底,当日美宣布达成协议,美国将于1972年把冲绳岛(琉球)连同钓鱼群岛一并交还日本时,中国中央政府和台湾当局均提出了抗议。1990年10月,针对日本右翼分子登岛设置灯塔,中国大批渔船驰抵钓鱼群岛,打出“钓鱼岛属于中国”的牌子,迫使日本“搁置灯塔申请案”。1992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首次以立法形式确认了中国对钓鱼群岛的领土主权,并保留对争议地区“使用武力”的权利。此外,中国民间团体对日本侵占钓鱼群岛主权的行为也一再提出抗议,并多次举行“保钓”行动。

上述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抗议行为作为国际法上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使日本所谓的以“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为由取得领土的时效中断,日本欲以时效取代中国成为钓鱼群岛主权拥有国的企图无法实现。

四、二战后日美之间的条约或协议不能作为日本拥有钓鱼群岛主权的依据

日本于1895年占领台湾后,将钓鱼群岛划归琉球(冲绳)管辖。1951年日美私下达成《旧金山和约》,将北纬29°以南、“南西群岛”诸岛屿(琉球群岛及其属岛)划归美国托管,日美后来解释称,钓鱼群岛也包括在内。1969年11月21日日美签署的“归还冲绳协定”(《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定》)中,将对冲绳的行政权归还日本,日本据此主张钓鱼群岛属于冲绳县的一部分,并将该群岛划入自卫队的“防空识别圈”内。但是,日美之间的任何协议,并不能构成日本拥有钓鱼群岛主权的法律依据,丝毫不影响中国对钓鱼群岛的主权。

1.钓鱼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在国际法上国家独立平等的基本思想下,一个条约只在当事国之间构成法律,不能拘束未参加或不同意的国家。因此,未经作为当事人的中国参与和同意,日本与任何第三方就钓鱼群岛所签订的任何条约或协议,对中国均没有约束力。

2.中国政府始终不承认没有中国政府参加的《旧金山和约》以及日美之间有关钓鱼群岛的其他任何协议的效力,并多次提出抗议,坚决主张中国对钓鱼群岛之主权,要求美国于占领终止时将钓鱼群岛交还中国政府。

3.由于中国政府及台湾当局的抗议活动,美国政府在交出冲绳诸岛管治权前,在国会及国际上明确表示:其依据《旧金山和约》取得的一切权利仅为行政权,所交还的也仅能是行政权,不影响中国或日本对钓鱼群岛之领土主权主张。1996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发言人伯恩斯表示:“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群岛的主权主张。”由此可见,即使是美国政府,也并没有因日美之间的条约和协议,而承认日本对钓鱼群岛拥有主权。

因此,日本理应在二战后将通过侵略战争夺取的钓鱼群岛归还给中国。甲午战后,1895年清朝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其时在清朝的行政区划中钓鱼群岛属于台湾,因而包括在条约的范围之内被割让给日本,中国暂时失去对钓鱼群岛的管治权。日本在1895年后管治钓鱼群岛的行为是基于殖民侵略、以武力窃据他国领土的行为,而现在日本政府竟把过去掠夺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动作为对钓鱼群岛“拥有主权”的根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随着殖民地时代的终结,国际法上不承认此类领土主张,日本因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而窃取的一切中国的领土理应归还中国,钓鱼群岛重属中国乃是必然和惟一的结局。

从二战后的国际条约看,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要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公告》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日本接受了上述公约,理应放弃其根据《马关条约》等殖民侵略战争下的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所有中国领土,中国恢复对台湾及其属岛之主权,自然也包括对台湾所属钓鱼群岛的主权。

因此,钓鱼群岛的主权理应归还给中国。二战后,因美国的干预而影响了中国恢复行使主权的进程,但中国对钓鱼群岛的主权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五、忽略钓鱼群岛在东海划界中的效力是解决主权争端的关键

钓鱼群岛作为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不适于居住的几个弹丸小岛,对其主权产生争议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这几个岛屿本身的资源,而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该群岛周围海域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因而人们更注重岛屿有可能为主权国所带来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等海洋权利和资源。因此分析钓鱼群岛在东海划界中的效力,将主权争端与划界问题分开讨论,有利于主权争端的解决。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指的是一国对海床和底土所拥有的主权权利,一般为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200海里,最多可达350海里。专属经济区则是指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是有关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7条规定“: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应超过200海里。”

关于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界限的划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3条规定,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1969年国际法院在对联邦德国、丹麦、荷兰等国对处于各国海岸线之间、蕴藏丰富油气资源的北海海底的划界争议所做判决中,指示了如下划界原则:(1)划界之时,应根据衡平原则,并考虑所有相关情况,使沿海国尽可能保有其领土自然延伸的大陆架;(2)如果适用上述原则发生双方大陆架重叠情况,除双方协议共同开发或管辖外,应采中间线原则;(3)有关国家协商划定大陆架界限时,应考虑海岸走向及特殊情况、地质及自然构造与资源分布;(4)划分大陆架应考虑到与沿海的海岸线长度成合理适当的比例。[11]

根据上述大陆架划界的国际法原则,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上,中国采取的是“陆地领土自然延伸原则”,主张以中国大陆的海岸作为基线来划界,钓鱼群岛在划界中的效力应予忽略不计;而日本采纳“等距离原则”划界,以钓鱼群岛为基点,当然其前提则是假设钓鱼群岛是日本的领土。因此,钓鱼群岛在划界中的效力是中日双方久持不决的焦点。

从国际海洋法有关岛屿划界效力的实践看,根据岛屿距离本国海岸线远近、面积、人口、经济等因素,相关岛屿在海洋划界中可具备全效力[12]、部分效力或予以忽略。对于距离本国海岸线远、面积小、人口不多的岛屿,尤其是主权有争议的小岛,在各国的划界协议或国际法院的判决中,一般忽略其划界效力或只给予象征性效力。如常设仲裁法院1999年对厄立特里亚与也门关于荒凉贫瘠的、有争议的塔拉岛和祖巴拉岛群一案中,即忽略了该岛屿在海洋划界的效力,只象征性地给予该岛屿12海里的领海。[13]此外,印度和斯里兰卡1974年在解决主权有争议的卡此沙提武岛问题时,将该岛划归斯里兰卡,但其对划定水域边界不产生任何影响。[14]

参酌上述忽略岛屿划界效力的国际判例,钓鱼群岛由于面积小、距海岸远[15]、资源少、无人居住且主权有争议等原因,在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中不应具有划界效力。马英九也主张忽略钓鱼群岛的划界效力,认为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可与钓鱼群岛主权问题完全分离,这不但有利于钓鱼群岛主权问题的早日解决,同时也是在东海海域实现划界的惟一可行途径。[16]

结语: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钓鱼群岛主权争议

钓鱼群岛争端的解决,必须遵循和平原则,依据国际法寻求解决争议的最佳途径。中国一贯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此外,中日两国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都已郑重确认,要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同时,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暂时搁置钓鱼群岛主权争论,将来通过和平磋商共同开发该岛一带的资源。

根据本文前述的理由,中国对钓鱼群岛拥有无可辩驳的主权。但近年来在钓鱼群岛主权问题上,仅中国单方面信守承诺,而日方利用海上保安力量,以武力及威吓手段维护日本单方利益。日本这种单方违约、以武力建立所谓“有效管治”的行为,在国际法上不能产生任何作用。尤其是日本政府以国家名义向一个岛上居民租借主权有争议的小岛的情况,在国际惯例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事实上是向中国和世界宣称日本对钓鱼群岛拥有主权的一种方式,是蓄意夺取钓鱼群岛主权的行为,无益于钓鱼群岛主权问题的解决。

为了不妨碍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发展,中国政府一贯恪守承诺,暂时搁置钓鱼群岛主权问题,提出共同开发的建议,努力通过和平互利方式解决问题,体现了一个大国的风范。目前,在尚未彻底解决钓鱼群岛主权归属问题之前,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积极务实的做法。搁置争议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主权立场,目的是等待时机,使该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我们相信,钓鱼群岛主权问题一定会通过和平方式得到圆满解决。

 

参考文献

1.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出版社,1983年。

2.马英九:《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中正书局,1986年。

3.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

4.张延廷:《钓鱼岛的主权争执》,《问题与研究》,1995年。

5.王乃昂等:《略论中日钓鱼诸岛之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

6.[日]浦野起央等编修:《钓鱼台群岛(尖阁列岛)问题研究资料汇编》,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共同出版,2001年。

7.[日]井上清:《钓鱼岛:历史与主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日本学刊》,2004年第2期)

 



[1]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2] []奥本海、[]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7475页。

[3] 至于其时国际法上要求的另一要件“占领的意思表示”,笔者认为,是对18世纪后的“先占”行为而言。鉴于中国早已将钓鱼群岛纳入中国疆域,长期进行开发利用,且当时的日本、琉球及西方国家均知其为中国领土(下文中对此详述),因此在他国对此均无异议的情况下,清政府没有必要特意宣告主权并通知他国。

[4] 1534年明册封使陈侃的《使琉球录》中有如下描述:“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即黄尾屿),过赤屿,目不暇接……见古米山(指琉球的久米岛),乃属琉球者,夷人(指船上的琉球人)歌舞于舟,喜达其家。”表明当时的琉球人也认为过了钓鱼群岛后,自久米岛起才是琉球属地。1562年明册封使郭汝霖的《重编使琉球录》中有:赤屿乃界琉球地方山也。1683年清册封使汪楫在《使琉球杂录》中也记载,赤屿与久米岛之间的海为“中外之界也”。上述资料均表明,钓鱼屿、黄尾屿、赤屿等是中国领土。

[5] []井上清:《钓鱼岛:历史与主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2页。

[6] []井上清:《钓鱼岛:历史与主权》,第102104页。

[7] []井上清:《钓鱼岛:历史与主权》,第102104页。

[8] 见2003年1月1日《读卖新闻》第一版刊登的题为《强化领土管理,国家租借尖阁三岛》的文章。

[9] 国际法上关于该“一定的期限”尚未形成定论。格劳秀斯曾主张100年,1897年解决英国与委内瑞拉边界争端的华盛顿公约中规定为50年,但无论100年抑或50年的主张,均未被普遍接受。

[10] BrierlyThe Law of Nations6th ed.1963p. 171

[11] 参见丘宏达、陈治世等:《现代国际法》,三民书局,1983年,第336页。

[12] 对于距离海岸线较近(一般在24海里以内的岛屿,视为海岸的组成部分),或者虽距离海岸线较远,但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岛屿,在划界中可给予全效力。

[13] Eritrea Yemen Arbitration ,Award of 17 December 1999,Phrase IIMaritime Delimitation ,para. 119.

[14] 1974626签订、197478生效的《印度和斯里兰卡关于两国间历史性水域的疆界及有关事项的协定》。

[15] 从地理位置上看,钓鱼群岛距离最近的中国领土彭佳屿和最近的日本领土先岛群岛各约90海里,因此是处于两国划界的等距离线上的中区岛屿。

[16] 马英九:《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中正书局,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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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7 - 28
资料图:美军鱼鹰偏转翼直升机人民网北京7月26日电(邱越)据美媒消息,美国日前同意向日本出售246枚“标准-2”舰对空导弹和4架V-22“鱼鹰”倾转旋翼飞机。军事专家曹卫东在接受《今日亚洲》采访时表示,日本此举的根本目的是企图为修改和平宪法作军事扩张的准备,提升其进攻作战和远海作战能力。日购入美先进武器剑指中国据美国防务新闻网21日报道,美国国务院日前批准了一项总额达8.21亿美元的军售案,同意向日本出售246枚“标准-2”舰对空导弹,这些导弹将被安装在海自的4艘“金刚”级,以及2艘“爱宕”级驱逐舰上。军事专家尹卓在接受央视《今日关注》采访时指出,鱼鹰运输机比直升机速度快得多,并且能够在很多固定翼飞机无法降落的地区降落。一旦钓鱼岛发生争岛作战,凭借鱼鹰运输机,日本可抢占先机,快速投送其作战力量。“鱼鹰运输机在远程兵力投送和登岛夺岛作战中都能发挥重要作用。”曹卫东如是说。另据五角大楼的一份新闻稿说,美国海军方面19日将价值5.45亿美元的合同给了贝尔·波音公司,由其为日本生产4架V-22“鱼鹰”倾转旋翼飞机。尹卓指出,目前日本“金刚”级和“爱宕”级驱逐舰上装备的主要是“标准-3”导弹,其主要功能是反导、或反卫,针对的是太空目标,面对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其能力则非常薄弱。日本购买“标准-2”就是要弥补这一短板,来针对中国大量能力强、射程大、速度快的反舰导弹。日扩张军事能力野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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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12 - 21
资料图: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毗连区海域巡航国际在线专稿:据日本NHK新闻网12月21日报道,因对钓鱼岛周边加强“警备”后存在人手不足的问题,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在下一年度的预算中要求增员。但在此之前,日本海保又紧急要求在本年度(截至2017年3月31日)内增加100多名职员。报道称,在2012年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国海警船频繁赴钓鱼岛执勤,因此海上保安厅也形成了由12艘大型巡视船组成的专门应对体制。但是今年8月,日本在钓鱼岛周围发现最多出现了15艘中国海警船。于是,海上保安厅开始从全国其他地方派出巡视船支援。受此影响,在各地人手不足情况持续的同时,巡视船上的人数也少于额定人数,这加大了现场执勤人员的负担。为此,日本海上保安厅虽然已经在下一年度的预算概算中要求增员300多名,但是仍然无法满足现场需求,于是决定在本年度内再增员100余名。报道称,在不断强化对钓鱼岛“警备”的情况下,可以看出日本海上保安厅面临进一步完善体制的实际情况。但是,巡视船的船员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今后对新增职员的教育也成为一项课题。(徐艺源)来源:中青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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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03 - 20
图为《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两本书的封面。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这是不争的事实。3月16日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顺风相送·指南正法》新书发布会上,最早记载钓鱼岛的史籍《顺风相送》影印本首次与读者见面,为这一事实提供了有力佐证。  《顺风相送》是一部航海指南,约成书于明代,共127则,主要记录了关于气象方面的观察方法、州府山形水势、前往各地的航程等。其中“福建往琉球”一则记载了福建到琉球的海路,第一次出现了“钓鱼屿”(即钓鱼岛)、“赤坎屿”(即赤尾屿)的名称。  这段文字是目前证明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这些岛屿的文献资料,是最有信服力的历史证据。 《指南正法》约成书于明末清初,也记录了钓鱼岛的有关情况。《顺风相送》《指南正法》二书珍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均为手抄孤本。博德利图书馆原中文部主任戴维·赫利韦尔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2016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代表团访问该馆时,他展示了二书的原本,并建议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旗下的中华书局出版二书的仿真影印本。中华书局对此书高度重视,除保持原书原貌、印制精美外,还将两书中有关钓鱼岛的文字摘录出来,印在函盒上,使本书价值一目了然。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姜军表示,出版《顺风相送·指南正法》是中国出版集团服务国家大局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是自觉履行国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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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8 - 06
据日本共同社,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5日下午称,当天下午进入钓鱼岛附近日本领海的中国船只包括6艘渔船和2艘海警船。这是中国公务船和渔船首次同时进入尖阁附近领海。5日晚,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杉山晋辅召见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表示强烈抗议,称“这是侵犯日本主权的行为,日本决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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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8 - 10
不应将钢铁产能过剩这一全球性问题归咎于中国         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针对我国钢铁去产能进展情况的一些舆论做出回应,发改委产业司巡视员夏农表示,我国已经采取了坚决有效的措施化解过剩产能,而且成效正在逐步显现。针对一些国家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夏农认为,产钢国家应该一同努力,出台积极举措化解过剩产能,而不应将钢铁产能过剩这一全球性问题归咎于中国。  钢铁产能过剩是全球问题,中国去产能任务仍十分艰巨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增加,全球供需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夏农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产能过剩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我国与全球钢铁行业面临的困境一样,市场需求不振、产能利用率低。  “我国主要采取市场机制、经济手段和法治办法化解钢铁过剩产能,事实证明是有效的。”夏农列举数字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钢铁产量同比下降1.1%,价格回升,3月份钢铁全行业当月实现扭亏为盈,4月份起实现累计扭亏。”  夏农介绍,在全球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我国近年来的产能利用率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美、欧等国家和地区。根据世界钢铁协会数据,2014年全球粗钢产能利用率为73.4%,我国粗钢产能利用率为73.6%;2015年全球产能利用率为69.7%,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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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8 - 15
8月10日,一群小志愿者在浙江杭州小河直街合影留念。杭州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地处京杭大运河、小河、余杭塘河三河交汇处。G20杭州峰会召开在即,小河直街也来了一次华丽“变身”成为花园街。 中新社记者 章天启 摄  G20杭州峰会临近,社会上特别是网上的谣言开始有所传播。浙江省、市公安以及其他部门对此进行了回应辟谣。  1  辟谣  网上流传一个贴文“高速1-5号只出不进”  为保障G20杭州峰会安全顺利召开,公安机关将适时采取交通管控措施,但“高速只出不进”为谣言信息。请及时关注公安机关的权威发布和提醒。  2  辟谣  网传杭州安检卡口要求“某车主对携带的20多瓶矿泉水逐一开封喝一口”的消息  经确认,该消息为不实传言。对液体进行检查是安检工作常规做法,公安机关会按照严格的工作规范和操作流程开展相关检查,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尽量体现便利、便民的原则。  3  辟谣  餐饮店、菜场、副食品店、药店要停业?  “甘其食”包子门店店员:门店并没有接到停业的通知,峰会期间将照常营业,我们每天有不少附近单位的配送订单。9月份的订单也早就下了,一切照常!  体育场路“可莎蜜儿”门店负责人:目前没有接到上级公司关于暂时闭店的通知,也肯定不会主动关门。  建国路华东大药房店员:应市民群众配药的需要,营业一切如常。  和美弄“姚大姐放心菜” 老板:峰会期间,我们应该不关门,照常营业,大家还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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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8 - 22
“女排精神,洪荒之力!”“中国女排一直是我心中的神!”“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么一定是中国红”……当近10亿中国观众聚焦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当全世界华人瞩目这场意义远超体育竞赛的巅峰对决,一份久违的感动像闪电击中亿万观众,一股雄奇的力量穿越重洋,叩响每个中国人的心扉。  中国女排再夺奥运冠军,让人忆起曾经的光辉岁月。35年前的冬日,女排姑娘首次荣获世界冠军。咚咚的“铁榔头”,敲响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战鼓,提振了中国人的精气神。这支光荣的队伍不仅是竞技舞台上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更成为无数中国人的励志榜样。“三连冠”“五连冠”,在那个国门刚刚打开、人民呼唤精神力量的时代,中国女排以她们无畏的拼搏精神跨上巅峰,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能行”。在那个改革开放大幕初启、中国奋力追赶世界的时代,女排精神如同一面旗帜,让世人看到中国的集体主义、爱国精神、自强意志,能达到怎样的高度、能创造怎样的奇迹。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女排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价值标签。  时光流转,世事沧桑。30多年来,女排姑娘有过成功登顶的荣耀与辉煌,也有过跌入低谷的徘徊和迷茫。但“跌的有多深,反弹就有多强”,正如主教练郎平所言:“中国的女排精神与输赢无关,不是说赢了就有女排精神,输了就没有。要看到这些队员努力的过程。”坚守为国争光的梦想,永葆求新求变的精气神,不忘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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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8 - 27
2016年8月26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汤姆森。  李克强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恐怖主义、难民问题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全球化进程和信心受挫,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有增无减。中方坚定支持联合国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应对全球性威胁与挑战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李克强指出,今年适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45周年。45年来,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新形势下,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同各国一道应对挑战,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更好实现全球共赢共享。  汤姆森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国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期待同中国的关系与合作迈上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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