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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法角度分析钓鱼群岛主权问题
日期: 201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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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伶伶[1]

内容提要 中国在15世纪最先发现钓鱼群岛。根据当时国际法上的发现即占有的“先占”原则,钓鱼群岛成为中国领土。此后数百年间,中国政府和民间对钓鱼群岛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和开发,使对该群岛的主权得以有效存续。日本1895年占领钓鱼群岛不符合“无主地先占”要件,不具备取得钓鱼群岛主权的法理前提;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抗议行为在国际法上使日本欲以时效取得钓鱼群岛主权的企图无法实现。中日两国应依据国际法寻求和平解决钓鱼群岛问题的最佳途径。在主权问题彻底解决之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是积极务实的做法。

关键词 钓鱼群岛 主权归属 先占原则 时际法原则

钓鱼群岛位于中国台湾东北的东海海域,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和北小岛五个岛屿及几个岩礁组成,其陆地面积共计6.5平方公里。钓鱼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然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占领,二战后根据《开罗宣言》日本理应将其归还给中国,但由于外来因素的干扰,钓鱼群岛一直未回归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中日之间就钓鱼群岛主权问题冲突不断,已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中日两国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21世纪,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钓鱼群岛主权问题已是大势所趋。

本文拟从国际法角度对钓鱼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进行客观的探讨,以期对解决钓鱼群岛问题有所裨益。

一、依照国际法领土取得“先占”原则,中国对钓鱼群岛拥有合法主权

“先占”是传统国际法上领土取得的一种方式,指“一个国家的占取行为,通过这种行为该国有意识地取得当时不在其他国家主权之下的土地的主权”[2]。先占原则至今仍是解决领土争端的重要国际法准则之一。

先占原则的内涵曾随着历史发展而演进。在18世纪以前,国家“发现”无主地即可取得其主权,单纯“发现”即可占有。18世纪中期以后,国际法上要求“无主地先占”必须是实际占有,应具备以下要件:一是占领国有占领的意思表示,具体表现为正式宣告并通知他国;二是占领国适当地行使了其主权,具体表现为占领的行动及采取驻军、升旗、划界等措施。

判断钓鱼群岛主权的归属,首先应解决适用哪一时期的国际法的问题,对此可根据“时际法”原则确定。时际法原则是在1928年的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中由仲裁员休伯首创的,指“一项法律事实必须根据与其同时存在的法律,而不是根据有关该事实的争端发生或解决时的有效法律来予以判断”。对于无主地的主权而言,应依据权利发生时的国际法来认定。休伯进一步引申说,在对其主权发生争议时,还应依据演进后的国际法认定该权利在争端发生之时是否持续存在。帕岛仲裁案之后,时际法原则成为一项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因而是认定钓鱼群岛主权归属应适用的准据法的有效依据。

根据时际法原则,关于钓鱼群岛主权的产生,应适用当时有效实行的国际法规则来判断。中国至迟在15世纪最先发现了钓鱼群岛,这已是中日两国官方和学界一致公认的史实。根据当时国际法上的“发现”,即占有的“先占”原则,钓鱼群岛在15世纪即成为中国领土。

关于在1895年日本强占之前中国对钓鱼群岛的主权是否存续,应适用18世纪演进后的国际法来确认,即看中国是否通过“适当地行使了主权”而使该权利有效存续。[3]在中国自15世纪拥有钓鱼群岛主权起的数百年间,明清两朝将钓鱼群岛列入疆域之内进行统治,在被日本强占之前,中国对钓鱼群岛的主权一直有效存续,中国是其惟一合法的所有者。换言之,在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决定将钓鱼群岛“编入”日本领土以前,中国已持续和平地对钓鱼群岛行使主权至少达400年之久。

对此,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学者提出了大量可靠而翔实的证据。

首先,钓鱼群岛由中国最早发现并命名。中国有关钓鱼群岛的文字记载可见诸明朝1403年左右出版的《顺风相送》。还有学者提出,早在1372年中国人杨载就最先发现该群岛。至1532—1534年,中国官方文献中已为钓鱼群岛命名。

其次,明清时期均将钓鱼群岛纳入疆域,长期有效地行使了主权。中国学者吴天颖在其著的《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一书中考证,中国早在明代即已将钓鱼群岛纳入海防区内,确立了军事管辖。1561年讨伐倭寇总督胡宗宪在其编撰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上,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包括“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将钓鱼群岛列入中国的海防区域之内。明清时期向琉球派遣的使者记录地志的史书[4]中记载,中国与琉球的分界是赤尾屿和古米岛(今“久米岛”)之间,钓鱼群岛属于中国。明清时期的多幅海疆图都清楚标明钓鱼群岛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时官方及民间皆视之为中国属土。在1863年清朝刻印的《皇清中外一统舆图》的卷六至卷八中,用中文明确标注我国版图包括钓鱼屿诸岛在内,而古米山以东用日文标名属于琉球。在行政上,钓鱼群岛明朝年间隶属福建省,清朝初年起隶属于台湾。

此外,中国官方和民间均对钓鱼群岛进行了开发利用。明清时期去往琉球的册封使皆利用这些岛屿作为航标。明清以来中国福建、台湾等地居民经常前往该群岛捕鱼采药,数百年间从未间停,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

在此需补充的是,国际法对不适宜定居的土地的主权行使要求较宽,并不以是否有人定居为判断是否行使主权的惟一依据,对主权行使的要求也不应理解为国家的主权每时每刻及于它的所有领土。由于钓鱼群岛均是不适于定居的小岛,受当时的技术装备等客观条件所限,明清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这里派军或设立行政机构常驻,将其纳入疆域并进行防卫已充分地行使了主权。

综上所述,钓鱼群岛早在明朝就由中国最早发现、命名而合法占有,并由中国政府和民间进行了有效的统治、防卫和开发使用,已在国际法上成为中国的固有合法领土。

二、日本依据“无主地先占”原则拥有钓鱼群岛主权的主张不成立

根据1971年3月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关于尖阁列岛领土权问题的统一见解》及翌年外务省情报文化局印制的《关于尖阁诸岛》的小册子,日本政府主张依据“无主地先占”的国际法原则,“尖阁列岛”(即钓鱼群岛,下同)主权归属日本,其主要理由是:

1.“尖阁列岛”是日本政府在明治十八年(1885)以后,经过实地调查,确认该地是无人岛,且没有清朝统治所及的迹象后,于明治二十八年(1895)1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于该地建设标桩,正式将其“编入”日本领土,所以不包含在基于1895年5月生效的《马关条约》第二条规定由清朝割让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内。

2.《旧金山和约》未将“尖阁列岛”包括在根据该条约第二条日本应放弃的领土之中,而是根据第三条置于美国的行政管理之下,包括在1971年6月17日签署的日美《归还冲绳协定》的归还区域之中。

3.中国对根据《旧金山和约》第三条处于美国施政地区内的上述各岛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因而表明中国并未认为“尖阁列岛”是台湾的一部分。

4.日本是依据国际法“先占”原则行事的。明治政府曾于1896年将“尖阁列岛”中的四个岛屿无偿借给古贺辰四郎开发经营30年,1932年获得个人所有权,说明日本通过民间实行了有效统治。

国际法上的“先占”首先必须以“无主地”为客体。所谓“无主地”,是指未经其他国家占领或其他国家放弃的土地。因此,钓鱼群岛于1895年被日本占领之时是否是“无主地”,乃是日本上述立论的基础和前提所在。此外,从日本对钓鱼群岛的占有过程来看,每一步骤均不符合“先占”的要件,日本的上述主张根本不成立。换言之,日本并不具备取得钓鱼群岛主权的法理前提。

1.钓鱼群岛在1895年之前是属于清朝的领土,当时虽无人定居(只有渔民季节性居住),但绝非“无主地”,这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已经论及。对该事实,就连日本官方史料中也有明文记载,一些尊重史实的日本学者也对此做出了考证。

根据当年日本官方关于确认无主地的调查结论,钓鱼群岛“并非无主之物”。1885年10月21日,日外务卿井上馨致内务卿山县有朋的信中称,“此岛屿近清国之境,较之前番勘察已毕之大东岛方圆甚小,且清国已命其岛名。近日清国报纸等,风传我政府欲占台湾近旁之清国所属岛屿云云,对我国心怀猜疑,我国已屡遭清政府之警示……”[5],并主张先只暗中进行调查,建立国标尚要待机而作。同年11月24日,冲绳县令西村将调查结果禀报内务卿:“建立国标一事如前呈文,或事关清国,万一有何不测,则当如何处置?”翌日内、外两卿联名下令:“目前勿建立为盼。”[6]由此表明,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的约十年间便已知悉钓鱼群岛为清朝所属,因当时清朝对日本的动向表现了极大关注,以致日本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在岛上建立国标的企图。

其次,1972年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所著的《“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析》一书中,也论证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的领土。[7]书中指出,早在1785年日本出版的《三国通览图说》及其附图上,就用同一颜色标明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隶属中国。此外,日本的地图中一直是用中国的名称标明钓鱼群岛的,“尖阁列岛”这一日文名称乃始于1900年黑岩恒的命名。这也证实了当时钓鱼群岛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2.日本对钓鱼群岛的占有自始至终未做占领宣告。1895年,日本以内阁决议形式将钓鱼群岛编入本国版图,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偷偷进行的,事先未作占领宣告,也没有通知中国或国际社会,明显属于“窃占”。主要原因是日本内、外务两卿已获知钓鱼群岛为清朝所属,担心为清朝得知后会遭到反对。同时,这也是清政府当时未做出任何反应的原因所在,对于这些无人定居的小岛,清政府尚未得知其已被日本占领,否则必会警告或采取行动。

而在此之前的1891年,日本在将小笠原岛偏南的无人岛硫黄岛纳入版图时,经内阁会议决议后,在当年敕令第190号的《官报》中通报了其经纬度、名称及所属官厅。此后在1898年将南鸟岛、1925年将冲之鸟岛纳入日本版图时,也履行了国际上承认的公告手续,由地方厅发布了府县告示。这证明日本是清楚国际法上“先占”的法定程序的,对钓鱼群岛的秘而不宣行为使日本的“先占”在法理上无法自圆其说。

3.在日本主张“先占”的1895年之前,日本未曾对钓鱼群岛“适当地行使主权”,在日本官方文件中没有其管辖权在1895年以前及于钓鱼群岛的任何证据。如1880年中日两国讨论琉球地位问题时,日方出示的草案中,根本未提及钓鱼群岛。而且,日方一直主张的“明治二十九年敕令13号”,事实上也仅是关于冲绳县编制的地方行政编制法令,并非国土编入的敕令书,且其中根本没有提到钓鱼群岛。就连1896年3月5日伊藤博文首相《关于冲绳县郡的组成令》中,也只字未提“钓鱼岛”或“尖阁列岛”。虽然1895年1月日本内阁就此做出了决议,但钓鱼群岛上一直未建立国标,现存的“国标”也是1969年5月15日即在得知钓鱼群岛海域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后,由石垣市建立的。因此,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日本在争端发生之前曾对钓鱼群岛进行过有效统治。

上述事实从法理上反证了1895年以前钓鱼群岛属于中国,日本政府所主张的“无主地先占”这一虚假命题也自然不攻自破。

三、日本以“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取得钓鱼群岛主权的理由不成立

除“无主地先占”原则外,日本提出的另一主张是进行了“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这指的是1896年9月即日本以内阁决议方式决定将钓鱼群岛纳为“国有地”后的翌年,日本福冈县古贺辰四郎获得日本政府批准,无偿租借钓鱼群岛30年进行开发之事。其实,古贺早在十年前就提出申请,而日本政府考虑到“该岛是否为日本帝国所属尚不明确”,所以一直未予批准,直到《马关条约》签订一年后才批准其租借请求。1932年,日本政府将钓鱼群岛中的四岛“出售”给个人,使之成为“私有地”。二战后,该四岛又几经“转让”。为进一步达到“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的效果,2003年日本政府甚至不惜采取“租借”方式从“私人所有者”手中获得了对钓鱼群岛中三个岛屿的“管理权”(1972年日本政府已开始租借久场岛),年租金为2256万日元。[8]

然而,日本政府这一以尊重“私人所有者”为名进行“实际管理”之举,并不能产生任何法律上的意义和效果。这是因为,如上所述,钓鱼群岛是属于中国的领土,日本政府将自己无权占有、使用和处分的中国的土地擅自“出租”、“出售”给他人,是一种自始无效的行为,该“私人所有者”并不能以其在法律上存在重大瑕疵的“私人所有权”对抗中国对钓鱼群岛的主权主张。

事实上,日本政府此举的根本目的是:限制转售该群岛,阻止第三者登岛,以此对主权存在争议的钓鱼群岛进行控制,给国际社会造成一种实际控制的既成事实,以期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根据国际法有关以“时效”方式取得领土的规定,一个国家在没有任何国家抗议或反对的情况下,连续实际占领和控制管理某一领土达到一定的期限[9]以上,即可获得对该土地的主权。从中可看出,“抗议或反对”被视为导致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对此,英国国际法学者布赖尔利曾解释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断的外交上的或者其他的书面抗议足以“打断”通过时效取得领土主权。[10]日本如欲以时效方式取得钓鱼群岛主权,必须在中国长期默许、不提出异议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但事实上,不论中国中央政府还是台湾地方当局,在拥有钓鱼群岛主权上的表态,长期以来都是非常坚定、明确和一致的。

在1951年日美签订《旧金山和约》时,台湾当局就向美国正式提出抗议,反对有关琉球群岛之安排,其时对于钓鱼群岛,由于和约条文没有言明属托管范围,而台湾渔民在此之前一直自由往来该群岛作业,故未单独进行抗议。1969年底,当日美宣布达成协议,美国将于1972年把冲绳岛(琉球)连同钓鱼群岛一并交还日本时,中国中央政府和台湾当局均提出了抗议。1990年10月,针对日本右翼分子登岛设置灯塔,中国大批渔船驰抵钓鱼群岛,打出“钓鱼岛属于中国”的牌子,迫使日本“搁置灯塔申请案”。1992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首次以立法形式确认了中国对钓鱼群岛的领土主权,并保留对争议地区“使用武力”的权利。此外,中国民间团体对日本侵占钓鱼群岛主权的行为也一再提出抗议,并多次举行“保钓”行动。

上述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抗议行为作为国际法上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使日本所谓的以“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为由取得领土的时效中断,日本欲以时效取代中国成为钓鱼群岛主权拥有国的企图无法实现。

四、二战后日美之间的条约或协议不能作为日本拥有钓鱼群岛主权的依据

日本于1895年占领台湾后,将钓鱼群岛划归琉球(冲绳)管辖。1951年日美私下达成《旧金山和约》,将北纬29°以南、“南西群岛”诸岛屿(琉球群岛及其属岛)划归美国托管,日美后来解释称,钓鱼群岛也包括在内。1969年11月21日日美签署的“归还冲绳协定”(《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定》)中,将对冲绳的行政权归还日本,日本据此主张钓鱼群岛属于冲绳县的一部分,并将该群岛划入自卫队的“防空识别圈”内。但是,日美之间的任何协议,并不能构成日本拥有钓鱼群岛主权的法律依据,丝毫不影响中国对钓鱼群岛的主权。

1.钓鱼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在国际法上国家独立平等的基本思想下,一个条约只在当事国之间构成法律,不能拘束未参加或不同意的国家。因此,未经作为当事人的中国参与和同意,日本与任何第三方就钓鱼群岛所签订的任何条约或协议,对中国均没有约束力。

2.中国政府始终不承认没有中国政府参加的《旧金山和约》以及日美之间有关钓鱼群岛的其他任何协议的效力,并多次提出抗议,坚决主张中国对钓鱼群岛之主权,要求美国于占领终止时将钓鱼群岛交还中国政府。

3.由于中国政府及台湾当局的抗议活动,美国政府在交出冲绳诸岛管治权前,在国会及国际上明确表示:其依据《旧金山和约》取得的一切权利仅为行政权,所交还的也仅能是行政权,不影响中国或日本对钓鱼群岛之领土主权主张。1996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发言人伯恩斯表示:“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群岛的主权主张。”由此可见,即使是美国政府,也并没有因日美之间的条约和协议,而承认日本对钓鱼群岛拥有主权。

因此,日本理应在二战后将通过侵略战争夺取的钓鱼群岛归还给中国。甲午战后,1895年清朝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其时在清朝的行政区划中钓鱼群岛属于台湾,因而包括在条约的范围之内被割让给日本,中国暂时失去对钓鱼群岛的管治权。日本在1895年后管治钓鱼群岛的行为是基于殖民侵略、以武力窃据他国领土的行为,而现在日本政府竟把过去掠夺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动作为对钓鱼群岛“拥有主权”的根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随着殖民地时代的终结,国际法上不承认此类领土主张,日本因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而窃取的一切中国的领土理应归还中国,钓鱼群岛重属中国乃是必然和惟一的结局。

从二战后的国际条约看,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要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公告》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日本接受了上述公约,理应放弃其根据《马关条约》等殖民侵略战争下的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所有中国领土,中国恢复对台湾及其属岛之主权,自然也包括对台湾所属钓鱼群岛的主权。

因此,钓鱼群岛的主权理应归还给中国。二战后,因美国的干预而影响了中国恢复行使主权的进程,但中国对钓鱼群岛的主权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五、忽略钓鱼群岛在东海划界中的效力是解决主权争端的关键

钓鱼群岛作为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不适于居住的几个弹丸小岛,对其主权产生争议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这几个岛屿本身的资源,而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该群岛周围海域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因而人们更注重岛屿有可能为主权国所带来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等海洋权利和资源。因此分析钓鱼群岛在东海划界中的效力,将主权争端与划界问题分开讨论,有利于主权争端的解决。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指的是一国对海床和底土所拥有的主权权利,一般为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200海里,最多可达350海里。专属经济区则是指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是有关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7条规定“: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应超过200海里。”

关于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界限的划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3条规定,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1969年国际法院在对联邦德国、丹麦、荷兰等国对处于各国海岸线之间、蕴藏丰富油气资源的北海海底的划界争议所做判决中,指示了如下划界原则:(1)划界之时,应根据衡平原则,并考虑所有相关情况,使沿海国尽可能保有其领土自然延伸的大陆架;(2)如果适用上述原则发生双方大陆架重叠情况,除双方协议共同开发或管辖外,应采中间线原则;(3)有关国家协商划定大陆架界限时,应考虑海岸走向及特殊情况、地质及自然构造与资源分布;(4)划分大陆架应考虑到与沿海的海岸线长度成合理适当的比例。[11]

根据上述大陆架划界的国际法原则,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上,中国采取的是“陆地领土自然延伸原则”,主张以中国大陆的海岸作为基线来划界,钓鱼群岛在划界中的效力应予忽略不计;而日本采纳“等距离原则”划界,以钓鱼群岛为基点,当然其前提则是假设钓鱼群岛是日本的领土。因此,钓鱼群岛在划界中的效力是中日双方久持不决的焦点。

从国际海洋法有关岛屿划界效力的实践看,根据岛屿距离本国海岸线远近、面积、人口、经济等因素,相关岛屿在海洋划界中可具备全效力[12]、部分效力或予以忽略。对于距离本国海岸线远、面积小、人口不多的岛屿,尤其是主权有争议的小岛,在各国的划界协议或国际法院的判决中,一般忽略其划界效力或只给予象征性效力。如常设仲裁法院1999年对厄立特里亚与也门关于荒凉贫瘠的、有争议的塔拉岛和祖巴拉岛群一案中,即忽略了该岛屿在海洋划界的效力,只象征性地给予该岛屿12海里的领海。[13]此外,印度和斯里兰卡1974年在解决主权有争议的卡此沙提武岛问题时,将该岛划归斯里兰卡,但其对划定水域边界不产生任何影响。[14]

参酌上述忽略岛屿划界效力的国际判例,钓鱼群岛由于面积小、距海岸远[15]、资源少、无人居住且主权有争议等原因,在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中不应具有划界效力。马英九也主张忽略钓鱼群岛的划界效力,认为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可与钓鱼群岛主权问题完全分离,这不但有利于钓鱼群岛主权问题的早日解决,同时也是在东海海域实现划界的惟一可行途径。[16]

结语: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钓鱼群岛主权争议

钓鱼群岛争端的解决,必须遵循和平原则,依据国际法寻求解决争议的最佳途径。中国一贯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此外,中日两国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都已郑重确认,要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同时,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暂时搁置钓鱼群岛主权争论,将来通过和平磋商共同开发该岛一带的资源。

根据本文前述的理由,中国对钓鱼群岛拥有无可辩驳的主权。但近年来在钓鱼群岛主权问题上,仅中国单方面信守承诺,而日方利用海上保安力量,以武力及威吓手段维护日本单方利益。日本这种单方违约、以武力建立所谓“有效管治”的行为,在国际法上不能产生任何作用。尤其是日本政府以国家名义向一个岛上居民租借主权有争议的小岛的情况,在国际惯例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事实上是向中国和世界宣称日本对钓鱼群岛拥有主权的一种方式,是蓄意夺取钓鱼群岛主权的行为,无益于钓鱼群岛主权问题的解决。

为了不妨碍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发展,中国政府一贯恪守承诺,暂时搁置钓鱼群岛主权问题,提出共同开发的建议,努力通过和平互利方式解决问题,体现了一个大国的风范。目前,在尚未彻底解决钓鱼群岛主权归属问题之前,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积极务实的做法。搁置争议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主权立场,目的是等待时机,使该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我们相信,钓鱼群岛主权问题一定会通过和平方式得到圆满解决。

 

参考文献

1.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出版社,1983年。

2.马英九:《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中正书局,1986年。

3.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

4.张延廷:《钓鱼岛的主权争执》,《问题与研究》,1995年。

5.王乃昂等:《略论中日钓鱼诸岛之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

6.[日]浦野起央等编修:《钓鱼台群岛(尖阁列岛)问题研究资料汇编》,励志出版社、刀水书房共同出版,2001年。

7.[日]井上清:《钓鱼岛:历史与主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日本学刊》,2004年第2期)

 



[1]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2] []奥本海、[]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7475页。

[3] 至于其时国际法上要求的另一要件“占领的意思表示”,笔者认为,是对18世纪后的“先占”行为而言。鉴于中国早已将钓鱼群岛纳入中国疆域,长期进行开发利用,且当时的日本、琉球及西方国家均知其为中国领土(下文中对此详述),因此在他国对此均无异议的情况下,清政府没有必要特意宣告主权并通知他国。

[4] 1534年明册封使陈侃的《使琉球录》中有如下描述:“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即黄尾屿),过赤屿,目不暇接……见古米山(指琉球的久米岛),乃属琉球者,夷人(指船上的琉球人)歌舞于舟,喜达其家。”表明当时的琉球人也认为过了钓鱼群岛后,自久米岛起才是琉球属地。1562年明册封使郭汝霖的《重编使琉球录》中有:赤屿乃界琉球地方山也。1683年清册封使汪楫在《使琉球杂录》中也记载,赤屿与久米岛之间的海为“中外之界也”。上述资料均表明,钓鱼屿、黄尾屿、赤屿等是中国领土。

[5] []井上清:《钓鱼岛:历史与主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2页。

[6] []井上清:《钓鱼岛:历史与主权》,第102104页。

[7] []井上清:《钓鱼岛:历史与主权》,第102104页。

[8] 见2003年1月1日《读卖新闻》第一版刊登的题为《强化领土管理,国家租借尖阁三岛》的文章。

[9] 国际法上关于该“一定的期限”尚未形成定论。格劳秀斯曾主张100年,1897年解决英国与委内瑞拉边界争端的华盛顿公约中规定为50年,但无论100年抑或50年的主张,均未被普遍接受。

[10] BrierlyThe Law of Nations6th ed.1963p. 171

[11] 参见丘宏达、陈治世等:《现代国际法》,三民书局,1983年,第336页。

[12] 对于距离海岸线较近(一般在24海里以内的岛屿,视为海岸的组成部分),或者虽距离海岸线较远,但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岛屿,在划界中可给予全效力。

[13] Eritrea Yemen Arbitration ,Award of 17 December 1999,Phrase IIMaritime Delimitation ,para. 119.

[14] 1974626签订、197478生效的《印度和斯里兰卡关于两国间历史性水域的疆界及有关事项的协定》。

[15] 从地理位置上看,钓鱼群岛距离最近的中国领土彭佳屿和最近的日本领土先岛群岛各约90海里,因此是处于两国划界的等距离线上的中区岛屿。

[16] 马英九:《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中正书局,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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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11 - 15
据共同社11月14日报道,据多名中日消息人士14日透露,对于日本力争让“奄美・琉球”(鹿儿岛、冲绳两县)2018年入选世界自然遗产一事,中国政府已通过外交途径表示了关切。中方指出,日本的申遗对象可能包括中方主张拥有主权的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共同社称,日本甄选出鹿儿岛县奄美大岛、德之岛与冲绳县冲绳本岛北部、西表岛4处候选地,钓鱼岛并不在列,日本将按计划最晚在2017年2月1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提交申遗推荐书。日方就此次申遗介绍称,根据固有物种数量、森林面积等数据于2013年12月选出上述4个地点。据悉,日方也要求中方修正误解,“勿阻扰日本申遗”,不过中方仍坚持钓鱼岛属中国固有领土立场。报道称,日本于2013年1月全面启动“奄美・琉球”的申遗工作,目前正在加紧把候选地指定为国立公园的手续等准备工作,明年初提交推荐书。钓鱼岛/资料图2013年,日本冲绳县石垣市向日本政府提出将我国钓鱼岛列入日本拟申请的“奄美·琉球”世界自然遗产项目打包申遗,并准备为申遗对钓鱼岛进行实地调查。其所谓的理由是,钓鱼岛具有独特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濒临灭绝的信天翁全球仅有的两个栖息地之一,能够列入世界遗产。时任石垣市市长中山义隆更是毫不讳言申遗的深层目的:“如果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得到国际机构认可,那么尖阁诸岛是日本领土这一事实就会变得更加明确。”对此,中国政府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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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02 - 18
2017年2月18日,中国海警2401、2337、2101、2106舰船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来源:国家海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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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7 - 29
中国军队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利益  ■钧保言  7月13日,美韩决定将“萨德”反导系统部署在韩国东南部庆尚北道星州郡。此举不仅给朝鲜半岛局势增加新的风险点,而且将严重损害东北亚地区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和地区战略平衡,遭到中俄等国坚决反对。  美国强行推进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萨德”雷达系统探测范围达到1000至2000千米,最低射高达40千米,考虑到朝鲜半岛的地理环境,美韩诡称此举是为了“应对朝鲜核威胁”“不针对第三国”的所谓解释,纯属毫无说服力的虚伪之词。  在此,我们郑重告诫:美韩必须停止“萨德”反导系统部署进程,不采取导致地区形势复杂化的行动,不做损害亚太各国战略安全利益的事情。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会在各种挑衅面前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任何人都不能低估中国保卫国家安全利益的决心和意志。新中国在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的时候都没有向强权霸权屈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打败了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现在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更有决心和能力捍卫国家的安全利益。  美国方面需明白,强行推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将严重损害中美双方战略互信,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背道而驰。美国不要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基础上,更不能以所谓安全威胁为借口,损害其他国家的正当安全利益。美方做法错误而又短视,走的是一条对抗而非合作的道路,将埋下加剧地区紧张和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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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8 - 08
人民网北京8月8日电 近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有网友通过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留言板提出相应的问题咨询。昨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登留言回复,回应网友提出的相关问题。一、组织调整、组织处理具体有哪些措施?网友“船长”:《条例》第七条规定的组织调整、组织处理的含义是什么,包括哪些措施?中央纪委研究室:组织调整与组织处理都属于职务调整范畴。《条例》采用“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表述,兼顾了不同情节,更为完整准确,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进行问责留下了空间。根据《条例》规定,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包括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措施。二、问责方式不包括"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网友“蝴蝶非”:《条例》规定的问责方式为何不包括“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即使体现纪法分开,如涉嫌违法,如何体现纪法衔接?中央纪委研究室:《条例》坚持依规治党,突出党规特色,对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等已有明确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复规定。如涉嫌违法犯罪,可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条“党员受到党纪追究,涉嫌违法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的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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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8 - 14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信访工作制度改革后,我国信访工作在法治化改革的道路上步伐不断加快,顶层设计不断完善,驱动信访形势持续稳中向好。据悉,信访立法进程正在稳步推进,现已列入国务院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预备项目。据新华社第三方介入剑指涉法信访终而不结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的“老上访户”老孙没想到,自己上访了12年的一起劳动纠纷官司,在第三方律师介入后仅用了3个月就得到满意的结果。帮助老孙的是来自吉林市信访法律事务服务中心的公益律师。这家中心主要受理对政法机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和决定不服、且尚未终结的信访案件。独立于法官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律师充分发挥了化解矛盾的桥梁作用。中心成立5年来,已受理各类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逾400件,息访人数近3000人。案件审结之后对裁判结果有异议该怎么办?在过去,许多当事人像老孙一样只能走上访一条路。而在信访工作制度改革后,他们表达诉求的渠道通畅多了。于2014年启动的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信访工作制度改革后最早引起社会关注的“大动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明确指出,把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并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为此,中央政法委针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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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8 - 20
8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本报北京8月19日电  (记者李伟红)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习近平欢迎昂山素季国务资政访华,高度赞赏昂山素季国务资政追循先辈足迹、致力于推进中缅友好事业。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缅方一道,弘扬传统,继往开来,推动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使两国人民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  习近平指出,中缅“胞波”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民心相通、交往密切,遭遇相似、任务相近,合作广泛、优势互补。作为友好邻邦,中国将继续支持缅甸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和谐。新形势下发展中缅关系,双方要加强政治引领。中方愿同缅方保持高层接触和各层级人员往来,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双方要对接发展战略。中方赞赏缅方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愿同缅方一道推进有关互联互通项目,保障现有大项目安全运营,积极推进能源、金融等重要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产业合作取得更大成果。双方要增进友好感情。中缅合作今后要向农业、水利、教育、医疗等更直接惠及民生的领域倾斜,使更多民众获益。中方也愿扩大同缅方在文化、媒体、佛教等人文领域交流,进一步夯实中缅友好的民意基础。中方愿继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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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8 - 25
习近平在会见第3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表示中国队加油!中国加油!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5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第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欢迎我国体育健儿凯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慰问和热烈的祝贺,向全国体育战线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我国体育健儿在里约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为祖国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为奥运增了辉,为人生添了彩,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全世界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自信心,是中国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参加会见。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内,到处欢声笑语,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下午3时30分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代表团成员中间,同大家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表示,在刚刚结束的里约奥运会上,你们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出色完成了各项参赛任务,取得了26枚金牌、18枚银牌、26枚铜牌的优异成绩,位居金牌、奖牌榜前列,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续写了中国体育新辉煌。  习近平指出,里约奥运会期间,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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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09 - 02
历史的脚步走到了2016年9月。  杭州,山水形胜的人间天堂,人文炽盛的江南古城,这几日敞开胸怀迎来四方宾客。伴随着一架架飞机降落,来自世界各方的政要在这里汇聚。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即将拉开帷幕。占全球2/3人口、近90%国内生产总值的二十国集团,一举一动牵动全球经济态势,影响世界格局走向。  这是中国首次担任G20主席国,也是习近平主席首次主持G20峰会。对中国的瞩目始于两年前,两年来世界的期望值随着中国的作为不断提升。  2014年11月,布里斯班峰会郑重宣布,第十一次G20峰会落户中国。尽管角逐激烈,但澳大利亚一份报纸披露内幕:“中国的当选毫无悬念”。  2015年11月,安塔利亚峰会,世界认真倾听习近平主席阐述杭州峰会思路:“共同把二十国集团维护好、建设好、发展好”“相信2016年峰会将给大家呈现一种历史和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  诞生于国际金融危机紧要关头的G20峰会机制,今天走到第九个年头。一路风雨兼程,发展的大环境大气候变了,新的挑战接踵而至。世界经济复苏依然高度脆弱、增长动力不足,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  当中国遇见G20,将怎样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变革?当G20遇见中国,会如何活血化瘀让世界经济之水活起来?  全球经济治理大棋盘下的中国理念、中国行动、中国信心,让世界瞩目。“金砖五国”之一、G20“三驾马车”之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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